岁末寒冬，雾霾四塞，躲避无计，终日蜗居，读书看报成了午后南窗下的一种自遣。《人民法院报》“法律文化”版面的“古事今说”栏目，读来兴味隽永，俨然冬日的一缕阳光，破闷驱霾。

    “古事”者，故事也，也就是讲历史故事，从历史文献中找出一些与法律、与司法有关的典型故事。但并非单纯为了讲故事，从“古事”引申阐明一个道理，振聋发聩，治身资政。

    “理”从“事”出，以古鉴今，是谓“今说”。反之亦然，理从古至今并无不同，“古事”又成为“今说”最好的解释和例证。

    “古事今说”的著述方式，实际上也是国人最易接受的方式，道理再深奥，不如见诸行事之亲切，古人著述常用，如《庄子》《列子》《说苑》《淮南子》《韩诗外传》《吕氏春秋》等，往往将哲理寓于故事中，其中的“微言大义”比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论述更容易让人接受和折服。

    道理要说得透，“古事”本身要选得典型，具有启发意义。如古人讲司法为民而不能扰民，法官恵民护民爱民，典型莫过于西周召公，其巡行民间，于甘棠树下听讼，百姓感激，遂有《甘棠》之诗。睹树思人，百姓对甘棠树“勿翦勿伐”，因为“召公憩之”。

    作者左连璧在《“就路决焉”赞》讲了南朝萧梁任昉的故事：“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辞讼者，就路决焉。”就是说，任昉在任新安太守时亲民爱民，不摆架子，不高高在上，常常“曳杖”巡游民间，百姓有争讼的就在路边即时决断。此种亲民作风远追召公甘棠之遗风，近启陕甘宁边区之马锡武审判。

    讲“古事”是为了“今说”，是古事背后的人生哲理。法官作为执法者，应“行不逾矩”，做守法的模范。《法官的规矩意识》讲了曾子易箦的故事：曾子临终，僭用了季孙氏赠送的“大夫之箦”，执烛的童仆说：“好漂亮光滑的席子，是大夫用的垫席吧？”

    曾子听到，猛然惊醒，极为不安，要求“易箦”。众人认为病危之际不宜移动，希望待到第二日再换。曾子说：你们爱我还不如那个童仆。“君子之爱人也以德行，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

    易箦之事虽细微，理却显明。什么是“君子之爱”，什么是“小人之爱”，什么是真爱，什么是实害。姑息迁是“小人之爱”，爱之却适以害之；以德义相砥砺是“君子之爱”，爱之深而责之切，是真爱。被责者应“闻过则喜”，明白责之切者是爱之真。

    从“古事”中可以汲取古人的智慧。坚持司法的原则性，也应讲求审判的艺术和技巧。《敢于担当巧办案》讲了唐代张允济办案的故事：张允济任武阳令时，邻县有人牵母牛依居岳家八九年，母牛生产牛犊十余头；等到归宗另居时，岳家不与。邻县官吏苦于没有证据，束手无策。

    事主告到武阳县，张允济令手下绑缚牛主，以衣衫蒙头，带到岳家村中，说是盗牛贼指认盗赃，村中养牛之家须说清牛的来历。岳家不知缘故，说自家的牛是女婿家的牛。张允济揭去所蒙衣衫：“此即女婿，可以牛归之。”

    此案审断得如此巧妙，是通过营造一种特殊场景，让当事人不得不讲出实情。面对疑狱，张允济并未束手无策，也没有鲁莽行事，一味刑求。

    古人折狱，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学习古人，学其精神，学其束身改过之道，有些还应引以为戒，如《法官的才气与正气》讲了邓析教唆词讼的故事，让人们感觉其才虽高，其心可诛，从而提出法官除了应有精湛的专业素养，更应有一身正气，否则会沦为“才胜德”之小人。

    《古事今说》能吸引人的眼球，标题也应不落俗套，也应是文中的点睛之笔。《法官的“肥”与“瘦”》用唐玄宗“朕肥天下瘦”的典故，形象说明法官与群众、勤政与怠政的关系，实际上标题已经揭示了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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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法律离人们更近些

    (原载于人民法院报2016年4月22日第六版 作者 仇慎齐)

    据明冯梦龙《智囊补·上智·鞠真卿》记载，宋朝鞠真卿主管润州时，发现这里的民风彪悍，“其俗好斗殴”，为一点小事即动手打架，因此，每每酿成流血事件。

    为了制止这种情况，鞠真卿在处理打架的案件时，除了惩罚打架者的本罪外，还判决规定：先出手的人要出钱赔偿给后出手的人，也就是“先殴者出钱与后应者”。

    判决一下，可谓立竿见影，“小人靳财，兼以不愤输钱於敌。其后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也就是，这些打架的小人都比较吝啬钱财，自然不愿意出钱给对方。其后，他们虽然有时因小事终日纷争吵闹，却也只是互相瞪视着对方，谁也不敢先出手打人。“斗殴之风日渐消也”，斗殴之风也就逐渐消失了。

    什么是法律？判决就是法律。这是因为，就法律的效用而言，人们认识法律，往往并不是通过僵死的法律条文，而是通过法官的司法行为来体现的。一定意义上说，判决是什么，法律也就是什么。

    哀矝有度 法大于情

    (原载于人民法院报2016年11月18日第六版 作者 朱会良)

    法律执行时并不意味着法不容情。《书·吕刑》记载：“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晋朝傅玄在《傅子·法刑》亦载：“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哀矜之心至也。”我国在汉朝便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刑罚原则。因此，深究法律的话，法律的制定就是因为有人情的存在，我们就是要保护道德正义、善序良俗，就是要保护全社会认可的人之常情，于是就出现了法律。故而，法律中既包含了对受害人的同情之心，也包含了对罪犯的悲悯情怀。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与正义。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法律真理的客观性应包含善之理念”的著名论断，古罗马法学家杰尔苏斯也指出，“法律是决定善良和公平的一门艺术。”作为法官，以法载道，不但要具备坚定忠诚的政治素养，同时还须具备崇高的职业操守和勤勉创新的管理素养，因为法律虽是僵硬的条例，但法官在整个司法过程需要体现人之常情、法的温度。

    法官的“肥”与“瘦”

    (原载于人民法院报2016年7月1日第六版 作者 周宏 )

    在唐玄宗时期，一个叫韩休的宰相，为人正直，办事认真，敢对皇帝犯颜进谏。有一次，玄宗在宫中和众妃嫔尽情地玩乐时，忽然接到韩休指责其奢靡享受的严厉谏议书。玄宗看完后，情绪没了，便命令众人撤去宴席，自己也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后宫。

    正当玄宗揽镜自照时，左右便奉承其说：“自从韩休当上了宰相之后，皇上您瘦多了。韩宰相也太严厉了，您为什么不把他撤掉呢？”可玄宗说：“我虽然瘦去许多，但天下却肥了不少。”

    “肥”与“瘦”二字，之于统治者，那就是怠政和勤政，之于老百姓，则是幸福与祸乱。对于法官而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就是要在数十年的法官生涯中，都能够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为导向，慎终如始地办理好每一个案件，持之以恒做精、做细、做实司法产品。那么，法官又当如何以自己的“瘦”换取群众的“肥”呢？

    郭躬办案的启示

    （原载于人民法院报2016年12月16日第六版 作者 左连璧)

    郭躬，东汉官吏，从小就跟从父亲郭弘钻研法律，公元67年前后，奉车都尉窦固率兵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做他的副将。秦彭带兵驻扎在另外的地方，有时不经请示就依规杀人，窦固上奏皇帝说秦彭专权，擅自杀人，请求诛杀秦彭。汉明帝于是请公卿朝臣评判秦彭的罪行。

    郭躬说：“校尉要一律受制于主将，那是说校尉与主将驻扎在一起，今秦彭另率一支军队驻扎于别处，和这有些不同，军情很紧迫如人的呼吸一般，有时不容许事先禀告主将后再作处置。况且按汉朝制度，棨戟就是斧钺，这样，秦彭的行为在法律上不算有罪。”皇上听从了郭躬的意见。

    曾子说，在上位的人不依规矩行事，百姓的心早就涣散了；你假若能审出罪犯受屈犯法的真情，就应该可怜、同情他们，不要因为明察而自鸣得意啊。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有宽恕之心，才能公平断案。郭躬就是这样的人，能够设身处地的体谅他人，宽厚仁爱，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探求真实的情况，忠诚尽职。南宋郑克所著的《折狱龟鉴》，也将评价郭躬办案的两句话“推己以议物，舍状以探情”奉为经典，在其他案件中多次引用。

    （摘编 李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