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道生提出了一个提议：参考别国做法，譬如，在新加坡，对说不清来历的巨额财产，就推定为贪污或受贿；因此，应该修改《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可以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来推定判罪，譬如在金额数量和刑法刑量上严格些。这样一来，作者幻想地说，就可以根治贪官腐败了。

　　那是法盲议论。真那么搞，别说无法根治腐败，而且会助长腐败、甚至导致社会动乱。

　　先说那为啥是法盲提议。法制社会给人定罪，必须有可靠的证据，没可靠证据就不能定罪。“来源不明”不是证据，不能用来定罪。新加坡法制建设，许多方面比中国做得强些，但它的刑法没有根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可推定判罪的条款。法庭调查了，来源不明，却定罪了，是咋回事？那判决定的不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是当事人对抗法庭的行为。那判决定罪，跟财产如何无关。

　　就全球看，新加坡那法律实践还是有许多非法制社会的味道。为啥？法制社会有条原则，公民权和私人信息受充分保护，法庭不能强迫公民在法庭上做出自我伤害的事情。因此，不管海洋法的英国美国，还是大陆法的德国法国，发达国家的法律允许公民拒绝回答可能自我伤害的问题；执法过程违法，再可靠的证据也可能失去信用、成为无意义的证据。

　　如此一来，假若政府官员贪污受贿了，在法庭上拒绝回答问题，发达国家是咋治理的？他们靠的是民主法制社会的信念和法规：政府属于人民，钱都是纳税人的，因此，除了确证为国家机密，政府所有东西（当然包括政府官员财产来龙去脉）都必须向所有公民公开。也就是说呢，政府官员是政府的一部分，其个人财产来龙去脉是公共信息、而不是个人隐私。这样一来，不管有没有受贿嫌疑、也不管是不是在法庭场合，政府官员都必须公开自己财产的来龙去脉；拒绝公开，就别想当政府官员；当上了，却拒绝公开，就属于违犯信息自由法规定的公共信息必须公开的条款，那法律惩罚相当厉害。

　　说的更白一些，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官员入门一开始就不许“财产来源不明”，甭管它是一百万美元、还是一美元。这做法厉害到什么程度？想要个人财产保密，那就别当官；要当官，就别想个人财产保密。多数美国人很看重个人财产保密等个人隐私问题，所以呢，您就是抬着大轿子请他们到政府当官，他们也不去。

　　美国等法制国家还有个重要法律规定：到政府当官，就要砍掉私人企业和工商利益联系，而且是要公开地砍掉。譬如，赵小兰当劳动部长，就必须公开割掉所有私人工商联系、辞退所有私人和企业的职务，必须公开抛售所有公司股票股份，不然，就别想当官。当官后，必须保持砍断状态。违犯了这些规定，严惩不怠。为啥如此苛刻？因为政府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若政府官员还在企业兼职，谁知道您的执政立法是为私人利益、还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所以，搞公私兼职，在美国是严格禁止的，不允许政府官员在企业兼职或保留私人工商利益。许多人出国进修、还有驻外记者，都对发达国家的公私分明做得那么严格而深有感触，可见其防治腐败效果之一斑。

　　美国等法制国家还有个重要做法：甭管是谁、不管干啥，所有的资金往来都有详细的银行记录，就是到超市买东西，也有双方买卖的资金往来记录；若有差错或不符合，就可能影响信用记录。怎么知道是否有不符合差错？每年交税，所有的人和公司都要填写纳税表。如果某公司和某官员有幕后交易和秘密转帐，那么，他们的税务报告和资金往来记录就难以彼此符合，税务局就可酌情调查核实和处理。一旦发现税务报告有欺骗行为，呵呵，那惩罚可就属于最严厉之列了，弄不好，一辈子就别想翻身了。在美国，没钱，可以找工作，可以翻身成为有钱；而税务记录和信用记录糟糕，则是寸步难行，翻身非常困难。

　　这招厉害到啥程度？接触过到中国旅行的美国商人的，大概都看到，他们经常要保留收据，就是吃顿饭也要留收据。在美国或西欧国家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有个共同经验：买东西要收据、还要保留好收据。为啥？那不是“小气”，而是为了税务局调查的时候，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资金往来和税务报告彼此符合。在美国政府里，有些官员就是因为自己十来年、甚至几十年前的税务与收据等彼此不符合或记录不完整，结果是影响了自己的声誉和官运。

　　要保证那些记录彼此符合与完整，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信用卡；用现金就容易有漏洞。美国政府有个官员行为规范，凡公务活动，必须使用本部门颁发的信用卡和规定的资金往来渠道，否则就是犯规、要给予法纪处理。那规定，就是为了保证资金往来、收据和税务等等记录都彼此符合和完整，而且，发现不符合不完整了，查询起来方便许多。这做法时间长了，在美国，若政府公务或公司业务活动使用现金，都可能被怀疑有贪污受贿或不正常交易了。

　　发达国家防止和治理政府官员贪污受贿腐败的管理经验还很多，但主要就是三条：

　　一、政府必须公开，政府官员财产来龙去脉属于政府公共信息，必须向所有社会成员公开；

　　二、政府官员和私人工商之间，不许有互相兼职或利益联系，严格和公开地施行公私分明；

　　三、整个社会信用系统发达，对每个公民都有套信用管理制度，包括资金往来记录和税务核实。

　　您不搞这些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而搞什么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推定判罪、在贪污数量大小上做文章，嘿嘿，那不但防治腐败无效，还可能形成没根据就可以乱扣帽子的恶劣风气。譬如，没法律规定官员必须公开财产来龙去脉，咱无法知道他的财产如何，却可以公开诉讼他是受贿犯罪；若咱是个法官或什么权大的人，咱就可以在没证据的情况下、给他推定判罪、甚至把他判刑。当然，他也可以用同样方法对咱回击和报复。这样做法一旦形成风气，那就是社会一团糟：民众无权力过问政府官员是否涉嫌腐败；而各界官员呢，谁的权大（不管是管理权还是舆论权），谁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而不是根据可靠证据和法律程序，来随便判决另一个人的政治死刑——那将是个诸侯割据和“老子有权就是天”的混乱官场来主宰社会生活和国家命运了。

　　简而言之，一百万贪污是腐败，一块钱贪污也是腐败。邵道生提出的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推定判罪、甚至在贪污数量上做文章来判决如何推定判罪，那好象挺是反腐败那么回事儿的，其实是跟法制法治对立的，是有利于贪官腐败逍遥法外的。真那么搞起来，别说无法根治腐败，而且会助长腐败、甚至可能败坏国家和导致社会动乱。若真要有效地防治政府官员腐败，就要严格立法和严格执法来迫使政府官员公开财务来龙去脉，就要杜绝政府官员兼职私人利益，就要搞好社会信用管理系统，就要搞好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没这些，搞那个什么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推定判罪，纯属似是而非的瞎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