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中学校学生的群众组织，也指加入该组织的成员。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一些学生率先成立，声称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8月1日，毛主席致信表示支持。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佩戴红卫兵袖章，接见来自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于是，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在林彪、江青等的蛊惑、煽动下，红卫兵组织实际上成为造成全面动乱的重要力量。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学校后作用减弱。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几名学生聚集在一起分析、讨论形势时认为：应趁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成立“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政权”的学生组织，于是便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以及北京市第25中学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宣称：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

    “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红卫兵组织成立之时，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许多省、市、自治区也陆续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了工作组。但红卫兵组织便迅速同工作组发生了冲突。工作组认为红卫兵的活动是“地下活动”、“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应予以取缔。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和北京市第25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还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中学生的举动有时是很幼稚的、感情的冲动，往往是越压越强烈。面对工作组的压力，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先后于6月24日、7月4日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并将这两张大字报抄寄给了毛主席。这两张大字报认为：

    “造反就是革命，造反就是毛泽东思想。”

    “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此后，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大、中学校成立。

    8月18日，毛主席亲自带上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的红卫兵，接着，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频率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共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总数达1100万的红卫兵。

    红卫兵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后，首先以其敢冲敢闯的造反精神掀起了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狂潮。一夜之间，人民群众千姿百态的发式和服装款式多被改为男为平头、女为齐耳短发和灰色、蓝色、军绿色的干部装、中山装、军装；含有传统意义的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被改为具有革命色彩如“反帝”、“反修”、“东风”、“东方红”、“工农兵”等名称；无以数计的文物古迹被毁，书籍被烧；许多地、富、反、坏、右、黑帮被揪斗乃至被抄家等等。

    1966年6月初，聂元梓等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通过电台、报纸传播到各地后，北京大学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随即便出现了少数外地红卫兵为了解首都形势、学习北京大学的经验而来北京。毛主席提出：“全国各地学生要上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于是，外地来京的师生逐渐多了起来。8月16日，陈伯达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在“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对外地红卫兵来北京的行动表示了热烈支持，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来京串联的通知》，规定“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以《通知》的发出为标志，红卫兵以“撒播‘文化大革命’火种，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名义，由自发的、地方性的串连发展成为有组织的、风靡全国的大串连。以北京为中心，红卫兵串连开始了北上、南下、东进、西征，革命圣地和摇篮井冈山成为了串连的重点地区之一。

                                  二

    1966年9月，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开始上中国革命的摇篮和圣地井冈山大串连。上山的途径主要有二条，一是乘坐火车从湖南的株州、茶陵进入江西的永新、宁冈上井冈山，二是乘坐火车到江西的樟树、新余、南昌再经吉安登上井冈山。大量的红卫兵凭借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或学生证免费乘坐火车，造成了火车处于严重超负荷的运行状态，定员118人一节的火车车厢，经常涌入二、三百人，车厢走道、行李架、厕所、座位下面均挤满了人，车厢内人满为患、空气污浊，车厢下面的弹簧几乎到了断裂的地步。红卫兵下了火车后，绝大部分的人只能徒步上山，因为当时上井冈山的客运汽车非常少。在1966年9月至1967年1月这一段时期是红卫兵上山的高峰期，每天在山上的红卫兵不少于10万人！在上井冈山的路上，每天可见红旗后面穿着草绿色的军装，肩背水壶和背包，戴着红袖章，手拿红语录的长长的红卫兵队伍。

    9月，上井冈山串连的红卫兵主要有：东北农学院红卫兵、九江红卫兵、桂林红卫兵、上海交大红卫兵、哈尔滨工学院红卫兵、上饶共大红卫兵、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北京四十三中红卫兵、人民大学附中红卫兵、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湖南水利学院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战校、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等等。到10月以后，上山的红卫兵越来越多，已无法详细记载，原始记录上只能粗略地加以记载，只记录了5743人，实际人数远远不只这么多。记录非常简单，如：红卫兵7批（高干子弟），全国各地来红卫兵（1至25批）、北大聂元梓等……

    在上山的红卫兵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化名刘红也来到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她和同行的6名中央领导子女，一起被安排在井冈山管理局办公楼三楼两个僻静的房间住宿，然而，她只住了两个晚上，就独自一人悄悄下山了。

    在上山的红卫兵中还有一个知名人物就是聂元梓。聂元梓，1921年生，河南清县人。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曹轶欧（康生的妻子）等结识，1946年派往黑龙江省，任齐齐哈尔市第一区区委书记，不久调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1963年进入北京大学，翌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25日由聂元梓等人在康生的授意下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后来，这张大字报被毛主席称为是“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6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日，新成立的北京市委作出决定：“撤销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的一切职务”、“撤销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

    红卫兵在井冈山上串连的口号，一是参观学习，走红军走过的路，学井冈山传统，增强革命性；一是造反破四旧，反修正主义，反资本主义，斗倒牛鬼蛇神。所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坪、大井毛泽东旧居，黄洋界、朱砂冲、桐木岭、八面山、双马石五大哨口，砻市的龙江书院①，红军当年走过的山径小路，伤员住过的山洞……都是红卫兵寻访的地方。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门庭若市。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介绍井冈山斗争史的综合性纪念馆，馆藏丰富，内容全面，这是上井冈山的红卫兵首先要去的地方。博物馆天一亮就得开门，红卫兵们踏着第一缕晨光，走进博物馆。由于人数众多，红卫兵们一来，博物馆的每个展厅都挤得满满的，每个厅都有100多人，远远超过每次讲解不得超过50人的规定。于是乎，讲解的时候，只有前面坐一批，中间蹲一批，后面再站着一批，才能勉强满足革命小将红卫兵参观的需要。博物馆做了大量艰苦工作。讲解员的声音太小，则购置使用手提电喇叭；讲解员的数量不够，则从江西省博物馆专门借用了五六个专业讲解员帮助讲解，广州暨南大学有几个红卫兵也主动留在馆里帮了几十天忙。尽管如此，可到了1966年11月后，每个展厅的人数都超过了200人，根本无法讲解，尽管讲解员们忙得汗流浃背，嗓音嘶哑，但仍无济于事，后来，只好在每个展厅留一个工作人员值班，让红卫兵们自己看。红卫兵们看得十分仔细，十分认真，几乎没有心不在焉、走马观花的，都怀着虔诚的心情，不错过每一段有历史意义和革命价值的资料，很多红卫兵还用笔记本摘抄博物馆内展出当年的《入党誓词》、《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红色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等等……到了晚上，两层楼的博物馆里，灯火通明，人影幢幢，仍有许多红卫兵在博物馆内参观。从1966年11月至12月，博物馆每天闭馆时间都在23点30分以后。红卫兵们离开后，工作人员还要抓紧时间清理卫生。每逢雨天，红卫兵们带进来的泥土厚积多达二三寸！

    ——茨坪毛泽东旧居变成了红色。

    毛泽东旧居的墙上钉满了长征队、战斗队、先锋队、革命队……的旗帜，一面紧挨一面，一面墙转一面墙地钉，几天光景，四面墙就全满了，工作人员收起来，没几天又满了。到大串连结束时，把收到的旗帜叠在一起，放在博物馆贮藏室里，整整塞满了一房间。

    ——大井毛泽东旧居后面的两棵树②，还有黄洋界上毛泽东、朱德挑粮休息的一棵槲树③，也变成了红色。

    开始，前来参观的红卫兵纷纷采摘树上的叶子，夹进自己的长征日记本里或毛主席语录本中，带回去作纪念，不久这些树的树丫就成了光秃秃的。于是有红卫兵贴出布告，并轮流在树下执勤劝阻。后来，又有红卫兵有新的发明，即将自己的红袖章挂在这些树上，表达自己的崇敬心情，结果，矮处挂满了，就用竹竿挑上去，最后连树顶上也挂满上，远看这些树都成了一团红红的烈焰，蔚为壮观。

    ——去五大哨口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黄洋界又名汪洋界，是井冈山著名的五大哨口之一，海拔1343米，是井冈山的北大门，也是宁冈、酃县、茶陵等地通向井冈山的要道。至今还保留着红军当年作过战的哨口工事、营房和战壕，还有挑粮小路。1928年8月30日黄洋界保卫战——革命战争的奇观就发生在这里。为了纪念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后兴建了横竖两块“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

    八面山，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位于黄洋界哨口西侧，海拔1483米，地势险要，深谷陡壁。距茨坪19公里，是井冈山连接湖南炎陵县桃源洞国家森林公园的要道。八面山哨口由三个工事组成，其中两个布置在路口，另一个布置在和八面山相望的另一个山头上，直接控制着由炎陵县通往茨坪和大小五井的小路。1929年1月下旬这里发生了著名的八面山战斗。红军指战员面对着数十倍于自己的敌军的猖狂进攻，毫无惧色，沉着应战，以自己的热血和躯体，捍卫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双马石哨口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海拔1300米，位于黄洋界哨口西南侧。这是通往江西遂川和湖南炎陵县的一条要道。小路上，因矗立着相重迭的一大一小两块青石，形如双马，故名“双马石”。双马石哨口工事筑于1928年夏，由三道防线、四个工事组成。三道防线修筑在崎岖的小道上，相距数十米；四个工事分布在邻近的四个山顶。它们互相呼应，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卫线，控制着从遂川、炎陵县方向来犯的敌人。

    朱砂冲哨口在五大哨口中最为险要，位于茨坪南面19公里的朱砂河上，是通往遂川、闽、粤的要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次上井冈山就从这里经过。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中，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领导同志多次路过这里，前往遂川县发动和组织群众闹革命。这里也是毛泽东在黄坳等地发动群众、出击敌人常来往的地方。

    桐木岭哨口也是著名的五大哨口之一，位于茨坪东部，井吉公路7公里处，海拔866米，遍山桐树，故而得名。井冈山斗争时期，桐木岭哨口是阻击从永新、吉安、泰和来犯之敌的要隘。郭沫若有诗赞道：“阳光弥六合，红星万古丹。”

    从茨坪到各大哨口，来回都有几十里的山路，而山路弯弯，人烟稀少。为了安排好红卫兵们的参观，井冈山管理局专门安排了几十名向导，负责把串连的红卫兵带到各大哨口。每天清晨开始，向导们手持“到黄洋界”、“到朱砂冲”、“到桐木岭”、“到八面山”、“到双马石”的标牌，分别到各个接待站，把要去的人员集中到一起，然后徒步出发，奔赴目的地。红卫兵沐风雨，爬山涧，在各大哨口聆听当年红军的炮声，遥想当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不畏艰苦、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满怀敬慕，群情激昂。很多红卫兵不顾步行的疲劳，还要在哨口举行宣誓活动。

    ——井冈山光荣敬老院，也成了红卫兵寻访的热点。

    因为，当年大井工农兵政府主席余振坤、新遂特别区工农兵政府秘书罗冬祥，还有当年参加过、支援过、见证过井冈山斗争的老人马夏姬、刘立发等都在光荣敬老院。红卫兵们趋之若骛，纷纷要求这些革命老人作传统报告，讲革命斗争故事，召开回忆座谈会，进行忆苦思甜，请老人们签名题词……面对川流不息的红卫兵，这些老人们虽然有专门的人员准备资料和讲稿，但终因年纪不饶人和不停地忙碌，都相继病倒在床。

    ——井冈山纪念章是最珍贵的纪念品。

    每位上山的红卫兵都可凭红卫兵证领到一枚纪念章。纪念章呈扁方形，底色为玛瑙红，上面图案为在一颗金星照耀下的一座峰峦，并有毛泽东手书的“井冈山”三个字，都为金色。纪念章由远在两千多里外的上海一家工厂制造，日产2万枚，每天由火车运抵南昌，再由井冈山管理局派一辆车等候在南昌火车站，列车一到，便提货上山，及时供应山上发放，尽管如此，还是供不应求。

    来到井冈山串连的红卫兵，在参观考察学习之余一刻也没忘记自己的造反使命。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为井冈山带来了造反的第一颗火种。

     1966年9月的一天，在井冈山大厦前，东北农学院的十几个红卫兵趾高气扬地与当地的干部群众展开了一场争论。一方的观点：“炮打司令部，火烧井冈山管理局党委！”另一方的观点：“井冈山人不做阿斗，井冈山的运动不需要外界插手！”在“造反理论”上处于劣势的井冈山当地的干部群众自然辩不过农学院的大学生们，但当地的群众非常团结，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几十倍于东北农学院红卫兵的本地人，靠人数上的气势压倒对方。双方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争急了，双方动起手来，推推搡搡，你拉我扯，拳来脚往，结果自然是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当晚他们便在不受欢迎的气氛中踽踽下山。

    11月，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再度上山，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其时，井冈山的各种名称的造反派组织、学生组织纷纷成立，并在罗浮首次揪斗了井冈山的一批领导干部。井冈山沉浸在“造反有理”、“文攻武卫”之中，茨坪刷出了触目惊心的大标语“打倒刘邓陶！打倒袁孙段！”（“袁”系井冈山管理局党委书记袁林，“孙”系井冈山管理局局长孙景玉，“段”是井冈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段其奎，这些都是参加过长征和南下的老干部。）于是，井冈山管理局的主要领导干部整日被人像赶羊一般，轮流到山上的毛泽东旧居前低头认罪。红卫兵们认为旧居的前面没有张挂毛主席像，给他们戴上了“心中没有红太阳”的罪名。他们还被赶到博物馆里揪斗，理由是博物馆里宣扬红五军，还在为彭德怀歌功颂德，因为井冈山斗争时期彭德怀是红五军的军长。

    在博物馆的展厅里，贴满了红卫兵写的标语。如“朱德是大军阀”、“贺龙是大土匪”、“陈毅是老机老右”、“不准为大野心家、阴谋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等。红卫兵们并认为博物馆没有突出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突出的是一条又粗又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将博物馆大门口悬挂的朱德题书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换成了“批判馆”三个大字。

                                  三

    源源不断的红卫兵涌向井冈山，使茨坪，这个只有3平方公里、昔日宁静恬淡的山区小镇，一夜之间成了大都市，山上的机关、学校、商店、家庭有条不紊的工作、生活规律打破了，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最沉重的负荷。运动之初，红卫兵的数量不是很多时，还可以安排到学校、机关、饭店，甚至干部、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但不久，能住的地方，能歇脚的地方都安排满了。而且，上山的红卫兵还在成倍成倍地增加……

    井冈山管理局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每天数万的红卫兵吃的问题怎么办？住的问题怎么办？卫生问题怎么办？安全问题怎么办？……为此，局党委经请示吉安地委和专署，专门成立了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从各县抽调人员参与接待工作。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了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仅生活组就配备了50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17个接待站，在茨坪设了7个，其余的设在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砂冲、黄坳、大井等处。吉安地区13个县市，每个县市至少要负责井冈山的一个接待站。从抽调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子到购置锅盆碗，都由各县负责。所需经费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

    问题之一：吃饭。

    仅17个接待站的炊事人员和勤杂人员，加起来就有近千名。每个接待站一次开饭可供700人用餐。尽管这样，每天还只能开流水席，才能使上山的红卫兵都吃上饭。红卫兵的饭菜，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控制在三角钱以下，基本上都是蔬菜。但人多时间长，即使是白菜、南瓜、茄子这类大路菜，也难以保证每天都能及时供应。红卫兵们经常吃的是煮萝卜、炒萝卜、干萝卜之类的，饭尽管吃饱。红卫兵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吃。有时到饭欲熟未熟之际，饿了的红卫兵们也一桶一桶地提前抬了出来。在串连最高潮时，有的接待站连饭也来不及煮了，便发给红卫兵们一些大米，让他们效仿当年的红军战士，剖下毛竹，锯成竹筒，生起篝火，做起野炊来了。

    自红卫兵到井冈山大串连后，江西省商业部门便直接向井冈山下拨物资。不论是一般商品，还是紧俏商品，只要省里有，就一定给，而且是无偿的！山上虽然仓库有限，却露天储备了100万斤大米，200万斤黄豆。当然消耗起来也惊人，多时一天得要八九万斤下锅。

    问题之二：住宿。

    吃的问题刚解决，住的问题又凸现出来。起先，山上有限的几个招待所都住满了，后来，机关单位的办公室和中小学校的教室也都住满了，再后来，连茨坪的老俵家里也住满了。晚来的红卫兵能挤进走廊就算幸运了。有的只能挤在屋檐下，或是寻来一堆柴草，点起一堆篝火，在山上迷迷糊糊地坐上几个夜晚……这景况，逼得接待办公室下决心，在茨坪中心的近百亩水田里，组织群众放干水，在上面搭好架子，建棚子，用油毛毡盖顶，竹篾为壁，下面铺上一层稻草，象红军时期那样铺上统铺。还见缝插针，在马路边有空地的地方，都搭起这样的棚子。当时的茨坪，真象千军万马安营扎寨的古战场。

    山上那些数不清的厕所、便池，每天都组织了老俵、还有自愿帮助的红卫兵在打扫、清理。但还是人手不够，仅温州来的红卫兵一批四十多人，就主动留下来干了一个月。

    每天拉粮、拉菜上山的汽车与运粪便的拖拉机，都在盘山道上交会而过……

    问题之三：天寒。

    那年井冈山的雪也来得特别早，大约是11月末，井冈山便下了第一场大雪。满山白雪皑皑，银装素裹，逗引得那些没有见过雪景或没有见过大山雪景的红卫兵手舞足蹈，流连忘返。但这种兴奋没有持续多久，便被接踵而至的困难冲得无影无踪。由于井冈山山高路陡，气温很低，常维持在零度以下，加之林茂水气多，每年都有这么一段时期，上山的公路路面冻上了一层坚硬的冰，山上、山下交通完全中断，当地老俵称之为封山。由于中断运输，山下的物资运不上来，造成粮食危机！100万斤大米、200万斤黄豆的储备日渐告罄；所有的厕所、便池难以入足；自来水管被冻住了，连烧饭的水都得跑到一二里远的山涧里去挑；那四面透风的棚子和单薄的被子抵御不住北风严寒的袭击，使一些红卫兵感冒、发烧、咳嗽、腿软、流清鼻涕……

    气温在急剧地下降。红卫兵们衣服不够，又借不到，只好在棚子里烧起了炭火御寒。更令人担忧的是，红卫兵从传单、号外里听到一则消息：12月9日，毛主席要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因此，红卫兵都呆在山上，迟迟不下山。

虽然各个接待站都在辟谣：毛主席不会来，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任何通知！可是已经晚了。已经在山上的红卫兵始终不愿下山；更有甚者，由外省出发的，到了南昌不会不来井冈山；由南昌出发的，到了吉安、拿山更不能不上井冈山。

    各个接待站都在采取措施疏导，乃至采取强制措施，规定每个红卫兵在茨坪只能呆两天。每天，由各个接待站站长带领红卫兵下山。因为大雪封山，公路封冻，不能通车，全靠步行。送到拿山后，再回来，再送，就是这样，茨坪还仍驻有20万红卫兵。

    怎么办？省、地党委、政府正遭“炮打”、“火烧”，负责人已靠边站或正被揪斗，电话也找不到能解决问题的人。

    找周总理！当时在中国，有什么麻烦事总是想到周总理。给周总理的电报发出去了。电文汇报了现在大雪封山，吃、住、行、医等方面的困境，请求中央派飞机空投干粮，并下令红卫兵停止到井冈山的串连。

    与此同时，井冈山管理局副局长朱轩也向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挂长途电话(在延安时，朱轩在中央搞警卫工作，和童小鹏有过交往)，他请童小鹏尽快向周总理反映井冈山目前的状况。

    就在井冈山要断炊的那天，井冈山接到了一个北京的电话：“由广州、武汉、福州三大军区空运干粮。空投指挥由江西省军区负责。空投地点厦坪，井冈山方面立即组织带防滑链条的汽车下山拖粮！”

接    连三天，三大军区出动大型运输机31架次，投下干粮100余万斤。大部分是压缩饼干，还有桃酥、蛋黄酥等，另外还有一些包子、馒头。这是因为湖南省军区向驻长沙的部队下达命令，每个连送一蒸笼包子或馒头。

    1967年1月以后，虽然还有零零星星的红卫兵来，但那不过像是一场洪水过后的几圈涟漪。井冈山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他们清理了帐目和物资。这项工作一直到1968年春天才有一个大概的眉目。不包括南昌至井冈山的沿途各接待站，仅井冈山，在这场红卫兵大串连中便耗资2500万元人民币，共接待红卫兵100余万人次。

    1967年2月3日和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连续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停止串连，外出串连人员限2月20日前返回。红卫兵大串连，这一震撼井冈山、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运动，至此基本上划上了一个句号。

    三十多年过去了，不少曾经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到过井冈山“朝圣”的现已中年的男男女女，今天故地重游井冈山时回想起那段往事，总是激动不已。有的同志还说，是含着泪水读完这段历史的。(本文摘自郭兵同志编著的《永远的井冈山》,红旗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注①： 龙江书院建于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40年），面积2000余平方米，分前、中、后三进，大小合计有100多间，现存42间。座落在依山面水的宁冈县龙江西岸，原是边界客籍人的最高学府。1928年4月底在龙江书院“明道堂”召开了红四军的第一次党代会。根据湘南特委的指示，讨论了朱、毛会师后军队的番号、建制等。龙江书院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前身。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注②：现命名为“常青树”，一棵是海罗杉，一棵是柞树，当地人称它俩为“神树”。1961年，国务院批准将两棵树和毛泽东旧居一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两棵树和毛泽东、共和国的命运一样，有着一段不平凡而神奇的经历。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第一晚就住在大井这栋叫“白屋”的房子里，这两棵树成了这段光辉历史的见证人；1929年2月红军撤退后，敌人窜进大井村大肆烧杀，这两棵树也被烧死了；1949年，沉睡整整二十年的两棵树突然复苏了，抖擞着精神，长得枝繁叶茂；1965年5月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这两棵树仿佛事先得到通知，破天荒地开出满树纷纷扬扬、如雪似银的小白花；1976年这两棵树突然莫名其妙地枯萎了；1978年这两棵树又焕发了青春，长得一片葱绿。如今这两棵树长得更加郁郁葱葱，井冈山人民说：“这象征着我们国家的事业正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注③： 为了储备粮食，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1928年冬天，边界展开了一场从军队到地方男女老少齐出动的挑粮运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也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参加挑粮运动。军队挑粮的主要方向是宁冈县，从宁冈县挑粮上山必须翻过树少、小路崎岖陡峭的黄洋界，每天来回走近百里山路，非常劳累。黄洋界五里横排上的那棵傍山而生、枝繁叶茂、浓荫蔽日的老槲树下，则是挑粮途中的最好休息处。每当毛泽东同志和红军战士一起挑粮来槲树下休息的时候，树下就成了进行革命理想教育的课堂。毛泽东同志针对红军官兵中的思想实际做宣传工作，耐心细致地讲述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使红军官兵鼓舞了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树底下原有一块小坪地，可坐几十人。因为修建黄洋界公路，劈掉了小坪地，故筑起了护树墙。槲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