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阳春，因着一些有分量媒体的报道，中国首座民间“文革”博物馆进入公众视野。这座博物馆座落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公元二零零五年元旦正式建成开放。主持建馆的是时年73岁的老人，他叫彭启安。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终结“文革”浩劫，记住十年惨史，终极目的也是为了开启未来的平安。

   “文革”博物馆建在景区，当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能够建成“文革”博物馆，已是不易。而塔园景区与“文革””历史有缘，“塔园的所在，其实就是一块坟场。”5月25日 《中国青年报》的长篇报道这样记述：“荒草丛生的坡地上，埋葬着70多个‘文革’冤死者的尸骨。‘文革’中，广东省澄海县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前来参加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当时挖坑草草埋在一起，后来尸骨无法分辨，于是立墓合葬。”

    20年前，八旬老人巴金著文疾呼建立“文革”博物馆，可以想见的是，“现实没有回声”。2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终于有了一座民间性质的“文革”博物馆，令人欣慰。当然，我不能同意《中国青年报》报道中所说的“完成了年逾百岁的巴金老人最后的夙愿”。因为巴金老人夙愿中的“文革”博物馆，是全国性的、“国家级”的。因为巴老在他的《“文革”博物馆》说得明白：“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见《随想录》第五集《无题集》一书第121页、1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往小里说，彭启安完成的是自己的那份责任。

    彭启安建“文革”博物馆，“左”的阴影一度伴随着。抑或一直伴随着，像夜半幽灵的出没，不论严重与否。甚至是一种无意识、下意识的显现。彭启安说：塔园开工之初，曾有当地领导找过他，认为这是在“揭伤疤”。还有下级向上级反映要求处理塔园。然而塔园毕竟是小小的塔园，是一地的，是民间的，不像全国名义的“文革”博物馆，更不是“在天安门地底下建‘文革’博物馆”，所以塔园“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没有受到全国性“国”字级的“左”的左右。

    有学者所反思说：“‘文革’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文革’的幽灵并未彻底泯灭。它可能就潜藏在你我的意识深处。这个幽灵，名叫‘集体无意识’。”这话说对了前头的一半，可“文革”的“幽灵”不是什么“集体无意识”，要用最简单的词来概括，那“幽灵”就是“左”，“极左”。“文革”之恶魔，进入我们血液和灵魂成为幽灵的，就是“极左”。“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著名作家冯骥才如是说。

    一年前曾有报道，说蜀地某处建了一个民间“文革”博物馆，是私人投资的，也引来一阵欢呼，细细一看，原来却是收藏“文革”期间所产的“珍贵瓷器”之类，发现大谬。其实那是一个公园式旅游景区的构成部分，尽管“馆”内也有“像章”之类，但核心内容与巴金所言的“文革”博物馆相距十万八千里，可谓南辕北辙。如果那也算“民间‘文革’博物馆”，不弄也罢。不以揭示“极左”祸害为主题的博物馆，就不可能是“文革”博物馆。那时我曾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批评媒体记者的瞎嚷嚷，不把事实给说清楚，倒没有去批那卖狗肉的羊头，因为弄个馆子摆放像章瓷器出售门票促进旅游是人家的权利，可记者写报道搀和，就不能咋咋呼呼地说那就是巴金构想的“文革”博物馆。那时我就想：民间来建造一座真正的“文革”博物馆多好，难度与阻力都会小一点。从那时开始，我就期待着，今日终于等来的一座真正意义的民间“文革”博物馆。

    历史是不可能磨灭的，它总是挣扎着“露出原形”。我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像记录澄清历史的“文革”博物馆之类，建与未建，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就是这么神气，时间就是这么神奇。时间对历史来说是双刃剑，既可能湮没了一些历史事实，也能够淘洗出诸多历史真相。随着时间的推进，历史总是要挣扎着露出头来，或是嫩笋，或是化石。这就是时间与历史的“辩证法”。而短暂的历史对行进的时间来说，大抵是未开锋的宝剑。

    刀锋，到“时候”一定是会开的。历史，只是一时隐藏了而已。或许在历史的长河中，“文革”距离今日还太近。太近了的事，反而不愿回首，事情越大，越不愿回首。就是时尚界的仿古，也要仿那半个世纪以前的“东东”呢。所以，巴老夙愿的实现还有待时日。而我相信，在将来，在将来的将来，在一定的时候，历史总会“原形毕露”。一些事情，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不妨“慢慢来，不要招（着）急”。对于“文革”的“物证”，现在重要的是保存，民间的大量的保存，分散手头也好，集中馆藏也行，当然，像彭启安老人力建的博物馆值得称许；保存，不仅仅是像章墓碑之类的物质保存，更包括像韦君宜《思痛录》那样的思想保存；像章宝书不因多如牛毛而随意拉进钢厂纸厂熔化打浆，思想记录不因稀见与沉痛而不加重视以致散失湮没，则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