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来源不明”吗？那看怎么说了，有些犯罪分子对巨额财产大的来路是心知肚明的，细路可能说不清楚。你想，这里贪、那里贿，年年占、月月收，如果不记有明细账，单凭记忆是不大可能说清楚的。另有些贪官已把时间、地点、数额等情节交代得一清二楚，但行贿者矢口否认，又没有别的物证、书证、人证相佐，也不能只凭口供认定，只能归于“来源不明”。还有些腐败分子精明得很，深知犯罪数额太大，如悉数交代，可能要脑袋搬家，而只承认一部分，守住不被判处死刑的数额底线，其他部分死不认账。对这些犯罪分子来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相对于贪污罪、受贿罪，不失为最佳的选择。

  　“来源不明”，指的是侦查机关没有查证明白。将查获的财产，扣除犯罪分子的一切正当收入，对其余部分的来路，尽管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手段，使尽浑身解数，愣是查不清楚，只好放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大筐。

  　那么多腐败分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折射出一个长期存在而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即国家工作人员薪酬的法制化问题。是的，我们有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而且还不止一次进行过改革，但现行制度依然不尽合理，而且执行中失控现象严重。不少国家工作人员除国家规定的工资和补贴外，还有“隐性收入”：一是国家制度外的补贴。在一些地方，自行决定的补贴，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收入来源。各地区、各部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巧立名目，互相攀比，彼此保密。这种补贴的弹性很大，因各地财政收入多寡悬殊，各部门预算外收入多少不等，出现了有钱的吃肉、没钱的啃骨头的极不合理现象。而且由于基本上是暗箱操作，透明度很差，摆脱了职能部门的工作监督和社会的民主监督。二是违规的兼职收入。虽早有明文规定禁止，但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是禁而不止，你兼我兼他也兼，什么顾问、理事、董事、会长，等等，名目繁多，有头衔就有报酬。这类收入隐蔽性很强，非经立案查处，别的人不大可能知道底细。几年前曾实行过领导干部申报个人收入的制度，填写的全是工资单上的内容，隐性收入隐而不报，后来因为不起什么作用，便不再坚持，有始无终。

  　应该说，“隐性收入”一般达不到“巨额”标准，而且也说得清查得明。“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一定另有来路，如逢年过节收的礼金，生病住院收的慰问金，儿子结婚、女儿出嫁、老人过世等红白喜事收的份子钱，一般情况下，收受这些钱财违纪，还不构成犯罪，可称为“灰色收入”；批售土地使用权、审批城市开发立项招标、出卖官爵等获得的不义之财和利用各种手段化公为私得到的财产，均属犯罪所得赃款赃物，可谓之“黑色收入”。这灰黑两色收入成为“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主要部分。

  　国家工作人员除享有规定的工资和津贴、福利以及法律允许的其他合法收入外，不应当有其他收入。因国家工作人员行使公权力，由财政供养，其收入必须法定而且公开，接受纳税人监督。“隐性收入”因其非法定性、非公开性而难以监督，其正当性也就大成问题。至于各式各样的“颜色收入”，不管灰的还是黑的，都是权力寻租的产物。前几年，一些地方搞“阳光工程”，将地方性补贴纳入工资，起到了“均贫富”和变“隐性收入”为显性收入的作用，但对杜绝“颜色收入”不起什么作用。解决权钱交易问题，主要靠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人们都知道，反腐倡廉，应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打防结合以防为主。可是，“本”在哪里？制度缺陷应是其中之一；如何设“防”？完善制度不失为重要一环。目前国家工作人员的薪酬制度尚滞留在政策层面，基本上没有上升为法律，伸缩性大，透明度差，不易监督，使少数贪婪之徒有机可乘。可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的薪酬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从制度设计上堵塞产生腐败的漏洞，加之以强有力的监督，是维护公权职务纯洁性，防范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措施。此乃当务之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