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死刑复核权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复核权的改革不是制度创新，而是严格依法办事。在死刑复核权的变迁中，既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时度势，及时做出的制度修改，也有最高人民法院实事求是，遵从既有的原则，保留高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权。然而，权力的上下滑动，多少缺乏一些民意基础。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只能严格遵守法律，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既不能突破现行的法律，授权其他司法机关行使法律上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同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改革，冲撞法律的规定。在人民法院组织法没有修改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纲要需要认真斟酌。

　　之所以强调死刑复核权背后的民意基础，是因为中国的死刑制度改革面临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法学界普遍要求减少或者废除死刑；而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强烈呼吁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特别是要对贪官污吏判处死刑。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如果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为了减少死刑甚至从司法实践上废除死刑，那么，这样的改革可能会引起民意强烈反弹。所以，我们必须注意此次司法改革的弦外之音。

　　在历史上，关于死刑的存废，存在着极大的争论。有人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判处死刑有利于遏制犯罪；但是也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判处死刑无助于减少犯罪。美国经济学家艾里克对犯罪成本进行了系统分析，他在援引美国犯罪统计数字分析后认为，对杀人罪最大的威慑源自于被捕概率的增加，其次是定罪概率的提高，再次是被判处死刑的概率上升。他认为每执行一个死刑，便可阻止八起杀人案的发生。但是，也有相反的研究结论，认为废除死刑或者减少死刑并不会导致杀人案件的上升。这些学术观点固然有助于公民理性思考，然而，如果司法机关把某些学术观点带入到司法实践中，有可能误导民意，扭曲法律。

　　重视司法改革的民意基础，不是要求司法机关根据民间舆论进行裁判，而是要求司法机关充分注意法律中所体现的民意价值。如果无视法律的规定，或者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而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减少或者废除死刑的刑罚，那么有可能会导致法律被架空。在我国宪法体制内，司法机关不能修改法律，法律的修改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既定的程序，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并且根据议事规则，作出决定。司法机关的保守或者“固执”，恰恰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如果司法机关站在法律改革的前列，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主体错位。（原载：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