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不管是宋鱼水，还是金桂兰、李增亮，都把当事人的事看得比一切都重，宋鱼水以她的辩法析理赢得人们信服，金桂兰则以对人民群众的一腔真情赢得信服；宋鱼水的司法行为张扬着现代司法理念的味道，而金桂兰和李增亮的司法行为，则弥漫着反朴归真的乡土气息：他们经常走东家访西家去调查，没有坐在审判台上的威严；他们磨破嘴皮，为了让当事人和解不惜调解七、八次甚至十来次，常常“久调不决”，不讲“效率”；金桂兰对不符立案条件的“公公状告儿媳不孝案”，没有简单的“不予受理”就完事，而是在了解情况后做了圆满的解决……金桂兰以用现代司法理念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司法行为，赢得了百姓尊敬和信服的法官，成了司法界的成功典范。其原因在于，她不仅做到了对法律负责，更重要的是她做到了对选择法律途径来处理纷争的人以及被法律触及到具体利益的人负责，因此赢得了他们的信服。

    纵观金桂兰的事迹，她的成功之道还在于，作为司法人员，她深谙司法的目的。在理论上，司法的目的表述为“法院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能力公平有效解决社会纠纷”，进一步说也就是定纷止争。有没有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最能直接衡量的就是人们对法律处理结果的信服程度。只有那些能够让人们信服的司法行为，才能安定人心，进而为“构建和谐”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不看具体情况，不分对象，只是一味地在形式上强调司法公正，忽略了司法的目的，那么即使实现了法律意义上的公正，这个结果也不是最佳的状态和最理想的境界，或者说不是最成功的结果。

    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型时期，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文化程度、开放程度、思想观念、以及对法律的认知程度等差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在信息相对闭塞、经济发展仍然滞后、人们思想观念相对落后、认知能力尚不高的广大农村，一个法官想真正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办事，则会和他面对的群体产生很大的差距，取得适得其反的效应。所以，在司法过程中，司法人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才能让人们从思想上真正接受法律的介入。在乡土味浓厚的环境下，法律本身的规定和人们认知能力的差距较大，很难在短时间内拉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机械地拘泥于各种规定，则可能导致当事人的诸多不解和不满。金桂兰正是没有机械化地去操作一些规定，才有了群众的认同和尊重：“在基层办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法律、制度不管事或者管不到的时候，靠什么？靠的是法官对人民群众的真情。”

    我们不能苛求所有当事人在短期内达到较好的认知法律能力，只能让司法尽可能地贴近民心，安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