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人们大都只熟悉权钱交易中的“单向收费”，比如找某掌控公权者付费办事、为了晋升而交钱听候履新、为了取得贷款给当事关联人好处费、为了摆平某事送红包请执法机关中某人出面、为了一纸公文以便办成事情而掏腰包，等等。对于公众来说，这些事可谓司空见惯了。

　　权钱交易市场中，其收费是十分复杂的，可以说，公共权力能够制造出多少种使用产品，就有多少种权力商品被“卖”出，就会产生多少种权力收费。但在很大程度上，我更愿意用“双向收费”或“多重收费”来描述权力商品化、权力资本化中的此类现象。这种交易可抽象为两大类型的服务产品：一类是用公权为私利办成某件事，可称为“成事产品”；另一类是用公权为私利破坏某件事，可称为“败事产品”。权力产品是无形的，它是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的各种职能的体现，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它被商品化为无形产品。由于公权为一个个国家公职人员掌控，在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前提下，公权掌控者很容易将其拆分私用。这种私用一旦进入某种交易，公权便转化为权力商品，而权力商品在反复循环中进一步“羽化”，就会转变为权力资本。

　　例如买官卖官行为看上去是一桩单纯的买卖，是一次性收费。其实不然，为了把事情办成，买官者可能不仅要付为自己说好话的钱，同时还可能要付为竞争对手说坏话的钱，有时可能还要付造舆论、搅浑水的钱。但不管什么钱，都可归为以上两类。

　　又如，某开发商要想取得市政建设中的一项大工程，公司不仅要付为自己帮忙说好话的钱，同时一定也要付说对手坏话的钱。

　　再如，某人因经济问题被查处了，为了捞人，这可能既要付正面做工作的钱，有时还可能要付栽赃他人、嫁祸“替罪羊”的钱……

　　在这些复杂的权钱交易中，每一个竞争对手都会找到自己的公权出卖者，都不止付一份钱。用公权为人办事者，可能是同一个人，也可能成事者与败事者是不同的人。可能“一脚踢”，也可能“一事一说”。如果权钱交易做得比较“专业”，他可能提供专项服务，收谁的钱，只给谁办事，不掺搅别的事。但也有过于贪财的公权掌控者，不分各路的钱照单全收，无论甲乙哪方的钱都通吃，那他一定会为自己找来麻烦，等待他的，不是黑道给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就是红道让他进纪委或检察院，这在各种媒体上有大量的案例。权钱交易市场中的“双向收费”，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细究起来，“双向收费”也有两种情况。前面笔者分析的是一种通例，即要么由公权提供一种成事产品，要么提供一种败事产品。

　　现实生活真是富于想象力，于是双向收费发展了一种新的派生形式：它用公权人为地造出一种需求，再给你提供服务产品。比如，个别派出所放坐台小姐去当线人，专门勾引“意志薄弱”的人上钩，然后出警抓人。出事者可以有两种选择，要么花钱消灾，要么听候处理。近乎全部的结果都是出事人花钱买路走人。这样，没有行政执法处理结果，出事者等于没有发生任何事。再如，某些执法单位近乎制造“陷阱”，诱使一些人违法违规，然后将其一举抓获，之后没有上报处理，只是放风等你被“捞”。基本手法是，“我把你弄进去，我再负责把你弄出来”，演绎“双向收费”。

　　比之传统的权钱交易，这种新的派生形式对社会更具杀伤性与破坏力。传统的权钱交易，是社会经济生活本身出现了问题，通过不正当乃至违规违法渠道进行解决的现象。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权钱交易通常被商人用来作为办事的“润滑剂”。一些学者曾经为这种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进行过辩解，认为它对于改革起到过某些正面作用，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改革成本。而新出现的权钱交易，则是当权者人为设局制造权钱交易需求。前者还打着为你办事的旗号“巧取”，后者则是赤裸裸地“豪夺”；前者还权当你是红道上人为己谋私，后者简直就是披着红色外衣的黑道行径；前者既有违法也有违规，后者却是纯粹恶性执法犯法。当然，作为公权与私利的两种交易，本无所谓好与坏，都是腐败与犯罪，但两害相较，后者的危害更严重。

　　公共权力转化为商品再转化为资本，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它的实现形式、涵盖范围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双向收费”以至“多重收费”就是一个新动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邪恶总会尾随人后，不可能完全干净地清除腐败，权钱交易倒是会不断有新变种。我们能做的，恐怕是不断地完善制度，将公权置于阳光下，不仅有专门机构而且能让公民进行监督。二重的人性是不可改变的，改变的只是人性发扬的方向与比例，是利己性还是利他性、是个人性还是社会性两者的比例，以及其释放空间、反馈方向与力度。以上分析，笔者绝非从推理到逻辑，而是以现实生活中发生并被媒体大量披露的实例为基础和背景的。（作者系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国情研究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