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努斯以“外围”资格荣膺诺贝尔和平奖，自然受到世界关注，中国的聚光灯投射在他身上并不过分。通过尤努斯的经验介绍，我们不仅可以熟悉孟加拉扶助穷人模式，而且可以促使全社会普遍重视穷人生存以及风险规避问题，对穷人普及机会公平，树立一种必须要付诸实践的穷人经济权利帮扶意识，凸现社会的人性和美好。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因此就把尤努斯当成穷人的救世主，认为全世界有一个孟加拉模式就穷富两安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孟加拉模式适不适合中国还得谨慎对待。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局长黄毅是明白人，他就说：“我们是不是把这种形式(孟加拉乡村银行)引进到中国，要把它变为一种比较有效的金融形式，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已经加入到追仰尤努斯的巨流中去了。

    就拿北大来说。在尤努斯参加研讨会其间，北大抓住时机，送上一份“名誉教授”的豪礼，其动机耐人寻味。倘若其抱着学术交流的目的，邀请一个名人做一场演讲，并不需要多么隆重的礼物，表达心意即可，我们需要的是尤努斯提供给我们的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以重新获得一种关于穷人的认识。用“名誉教授”这种形式上的表彰方法为学校名人录添加新成员，除了徒有的虚荣外，还有无其他实际功用，令人怀疑。

    现在高校对外授予的教授种类很多，它们担当何种功能一般人并不知晓。特聘教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好理解，领此头衔的人多少还得在学校进行一定的实际工作，比如做研究、带学生、搞演讲，明了说，这类教授不是白当的。但是，名誉教授呢？它更像是一个荣誉奖的颁授单位，被授予的人既不需要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突出贡献，也可能与学校并无什么联系，颁完就了事，只要是各行各业的名人，都有可能享此殊荣。这种“一校两用”甚至“一校多用”的搞法，使得学校所承担的教育价值功能受到干扰，它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为人所诟病。

    中国大学的名誉教授满天飞，与名人并不多大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我们的教育功能外扩所导致的非正常结局。大学要聘一个名人，名人拒绝更好，但接受也不是件坏事，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这个名人品质有问题，另外，大学不立“名誉教授”的名目，也不会有哪个名人主动上门讨要这一称谓。可见，主要责任还在学校和我们的教育体制。学校本来所承担的功能极为有限，教书育人，仅此而已，对外吸纳的人才（当然不包括勤杂务工人员）应该有助于这一功能更好实现，而不能让教育功能受到冲击。

    从劳动报酬角度来讲，北大请尤努斯来做演讲，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不过相比较于“名誉教授”而言，单纯的金钱支付可能更加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