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基层法院的人财物都由地方政府管理和供给。如果基层法院仅仅按照法律规定办事，不看地方政府的脸色，就会让地方政府感到法院是在吃里扒外。从政治上讲，可以埋怨法院“大局观念不强，不自觉支持和配合政府工作”；从现实利益上讲，可以批评法院不重视维护“稳定”，破坏经济发展环境，最终必然是法院的经费越来越难申要，日子越来越难过。尽管法院、检察院、政府都同属于地方人大产生的“一府两院”，应该属于平起平坐的兄弟“辈分”，但现实中法院、检察院的“一把手”只是高配为副处级格，似乎与政府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辈分”小到了父子关系。等到法院向政府要人财物，法院还要求靠属于政府组成部门的财政局、人事局等部门，似乎“辈分”又小到了爷孙关系。在基层的同志都知道，法院在基层的地位，远远没有公安重要，也不如土地、财政、人事等政府实权部门。基层法院事实上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要他们违背地方政府的“上级精神”去依法办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回过头看这些涉及艾滋病的案件。如果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胜诉了，首先就说明地方政府在防止艾滋病方面不力，政绩上就是一个败笔。其次，败诉的卫生部门要依照判决付给这些农民不菲的赔偿和医疗费，最终必然要增加财政负担。第三，从影响力来看，诉讼之外政府主持卫生部门与受害人“私了”，就可以在认定是否是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方面语焉不详、含糊其辞，可以把“消极影响”最大限度地控制下去。有这么多益处，当然就会有“上级精神”要求法院中止此类案件的审理了。

    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如今，由于受制于地方政府，这道屏障还不够强大，有些“上级精神”之类的风还能把它撕裂。这的确不是一种好现象，但又是基层法院不得不屈从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