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某原居住上海市南江路某号，属世博会基地动迁范围，该地块由黄浦房地产前期开发公司负责动迁，仇某和张某是该公司员工，庄某是经街道派驻基地协调配合动迁。2005年12月20日，仇某在金某家中出具承诺书一份，注明“经办人张×、仇×承诺，产权人金×签订协议后，自付8000元给金×，用于金×借房之用。”在8000元的刺激作用下，当天金某即与动迁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城市居住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后，在2006年1月15日，金某完成了搬迁。后，金某因一直没有拿到8000元，于2006年8月3日起诉仇某、张某和庄某到法院。同年11月，法院依法追加了动迁公司为案件的共同被告。金某认为仇某、张某和庄某是以动迁工作人员身份与自己商谈，要求自己相信政府和动迁公司，如此行为该属职务行为。

    法庭上，仇某承认是该动迁公司的员工，负责金某居住地动迁，因金某夫妻对动迁过渡费用有意见，始终未能正式签约。2005年12月20日，是世博会动迁工作一期的最后一天，为了确保动迁工作顺利进行，也为了使金某不损失一期动迁奖励费2万元，更为了不影响金某夫妻感情，仇某承诺以个人名义支付金某过渡费8000元。但是，该承诺不是自己的本意。而金某也曾多次讲不会要动迁工作人员个人钱款，况且，金某原答应在2005年12月30日前搬迁，实际在2006年1月15日才搬走，金某也没有支付过任何对价，故对其起诉不认可。

    张某则称，尽管自己也是该地块负责动迁人员，但当时自己不在现场，事后也未作签字追认，该承诺与己无关。

    庄某称自己是街道派驻基地协调动迁工作，仅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在承诺书签字，对该不该付款无义务。

    动迁公司承认仇某、张某（均离职）是公司员工，负责包括金某在内的20户居民动迁。按规定，他俩每签约一户两人可各得500元，若在2005年一期奖励最后一天前能签订动迁协议并在年底前搬迁，另外可获得1万元的奖金。由于动迁任务未在一期全部完成，仇某未获得该奖金，仇某已经离职，其出具承诺书一事公司不知情。按动迁政策居民选择货币安置没有过渡费，仇某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即便仇某的承诺是职务行为，按动迁政策的规定，金某主张该8000元也属不当得利。

    法院认为，身为动迁工作人员仇某应该知道，书写承诺书给被动迁居民金某，白纸黑字绝非儿戏，没有证据证明该承诺书是在遭到欺诈、胁迫等情况下构成。仇某在出具承诺书时是动迁公司的员工，与金某写下承诺书是基于动迁而产生。从承诺书的内容分析，出具承诺书目的是希望金某能按期签下动迁安置协议，承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仇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据此，法院判决由动迁公司给付金某8000元，仇某、张某和庄某则无需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