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国新办主任蔡武宣布，中国将放宽对境外媒体在华采访的限制措施。接着，湖南郴州市委宣传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新闻媒体工作的意见》，公开表示“奖励舆论监督”。紧随其后，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表示，“管理媒体不是管着他什么都不让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则指出，“工作出问题不能捂别人嘴巴不让说”。而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也于近日表示：“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不能要求他每句话都说得对。”

　　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做法与言论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出现，因此才更加令人关注。我们不是到现在才恍然大悟舆论监督的作用，只是相对于以前众多显得平面并原则的表态，这些做法和言论，让公众看到政府或官员对待新闻监督的更深入、更细微的视角与解读。

　　这是显而易见的：若说放宽对境外媒体在华采访的限制，显示了一个大国的自信与坦诚，那么“奖励舆论监督”表达的是一种略显笨拙但确乎真诚的渴望。而“管理媒体不是管着他什么都不让报”则显示出，地方宣传管理部门对于管理思念的一种澄清与反思；“工作出问题不能捂别人嘴巴不让说”，则以一种朴素的认识表达一种本真的方法论；至于“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对于媒体职能的定位，还媒体以空间及自主性。

　　在这样的一系列做法的背后，我们能够感知来自政府官员或宣传管理部门的，对于媒体监督的价值功能的共识，正在以愈来愈良性的方式形成。这是一种进步。在历经了磨合、碰撞之后，政府部门正越来越意识到新闻监督的重要性。

　　如何既尊重新闻规律，又真正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实则关系到政府与媒体的双重公信力。政府与媒体之间，只能像国新办主任蔡武所指出的，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因为媒体与各级政府之间，从来都不存在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上的差别。以往一些地方出现的对于媒体的防范与打压，视新闻报道为“添乱”，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认清这一点。

　　我相信，在构建民主法制与政治文明的历史使命之下，政府与媒体之间愈来愈良性的互动关系是大势所趋。此外，在一些地方政府与宣传管理部门以极大的清醒与勇气发出先声之后，如何健全并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以及媒体自律，应早日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