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户籍制度调整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在户口准入的硬指标上又比原先放松了一步，比如说：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父亲为北京市集体户口，可办理随父报出生或投靠父亲进京入户。这一小步会给很多人解决大问题。去年初，北京昌平区某居民因新生儿子无法在京落户而将其摔死。他是北京某企业的集体户口，妻子是外地人，按当时的政策，父母至少有一方必须是北京正式户口，孩子才能落户在京。为此事长期抑郁的父亲在精神恍惚中干出了蠢事。有了这项新的措施，这样的悲剧肯定不会重演了。第二个特点是在户口审批和户证办理的具体事项上，大大地简化了程序，提高了效率。比如说，进京户口审批工作统一由目前派出所受理改为由分县局户政大厅直接受理；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制证周期由目前的20个工作日缩短为15个工作日。这些软件方面的改进，体现了公安部门服务于民的诚意，也有助于改善户籍管理冰冷生硬的形象。

　　这些进步是令人欣慰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多年来北京的户籍改革一直是小步慢行，距离教科书上关于迁徙自由的经典阐释，距离服务于首都的众多农民工的热望，都有很大的距离。从全国来看，户籍制阻碍了市场由农村向城市的自由传递，农民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反过来影响城市工厂的活力。不管是出于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户籍管理体制都应该彻底变革。这一点已没有疑义，所争者是改革急与缓的问题。

　　反对冒进的一方认为短期内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其理由是户籍登记的变更并不难，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就急于改革，必将带来城市的崩溃；激进的一方认为，迅速到位是可行的，因为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经验来看，在自由迁徙的前提下，城市无限扩张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城市在增长过程中会产生制约膨胀的机制，城市病有可能出现，但完全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来克服。

　　双方在理论上缠斗不休，难分高下，而现实也在悄悄地给出答案。2001年11月1日，郑州市率先推行“降低入户门槛、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改革，亲属投靠等7种情况可以办理郑州市区户口。9个月后，郑州市区新增105075人。但郑州似乎对这个速度并不满意。2003年8月，又取消“农业户口”、“暂住户口”、“小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实行“一元制”户口管理模式，同时规定了更加宽泛的入户政策。仅一年，郑州市又新增人口15万。然而，2004年8月，郑州市突然叫停了“户籍新政”。理由是：人口的迅速增加致使城市交通拥挤，教育资源急剧紧张，社会保障部门压力增大，治安和刑事案件发案数量增加，等等。

　　这个戏剧性的转变包含了很多信息。第一次改革的后果显然是郑州市能够消化的，这才有了第二次“松绑”行动。第二次的动作则明显过大，超过了郑州市交通、教育、劳动、治安方面的承受能力。这说明，户籍改革的确需要掌握好“度”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各地基本上选择了稳妥的分步推进法，不用担心激进有余的问题，需要着意避免的是蜗行牛步和裹足不前。改革者的思路千万不能被某些保守的城市既得利益群体所左右，而应该用一种充满想象力的目光，看到迁徙自由、农民进城本身所具备的社会进步意义和伦理价值，及可能蕴含的巨大商机，看到城市以自身发展消化冲击的潜力，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既有利于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又兼顾城市稳步有序发展的户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