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此做法进行指责的评论很多，《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分别发表社论和评论指出：“道德评价不宜影响依法量刑”。

　　其实，量刑前调查报告并非中国法官的创造，而是在西方国家早已有之；对其指责也缺少足够的依据，认为量刑前调查报告违背正义的说法，是对现代刑法观念的误解。

　　所谓“社会调查报告”的标准名称是“量刑前调查报告”（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s，英文缩写为“PSI”）。现代量刑前报告制度，开始于1840年代的美国，它首先由波斯顿鞋匠JohnAugustus提出，他经常出现在法庭的量刑听证程序中，并为法官提供详细的被告人个人情况报告，建议法官延期量刑、自掏腰包保释被告人。1878年，麻省颁布了美国第一部缓刑法，到1925年美国联邦缓刑法出台之日，美国大多数州已经颁布了缓刑法。到1930年代，当年的缓刑调查演变成了为整个量刑提供“量刑前调查报告”。

　　到1980年代，量刑报告在美国已经成了有固定的表格的标准形式。“量刑前调查报告”由警察中的“缓刑监督官员”（Probation Officer）完成。报告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犯罪人情况报告”，一部分为“犯罪行为情况报告”。两个报告的具体内容包括：以前的犯罪和少年违法情况、犯罪行为的描述、被告人职业和工作历史、教育背景和其他相关资料，被害人是否对其有伤害、可能适用的量刑指南条款等。

　　现代犯罪和刑罚的新观念认为：犯罪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原因、刑罚责任上有社会的责任也有个人的责任。所以，现代各国在刑事政策上表现为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并重。其中，刑罚的个别预防要求刑罚的个别化，要求刑罚应当与罪犯的个人情况相一致。

　　人格调查制度正是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既有利于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也有利于保护犯罪人人权，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一种制度。日本1948年《少年法》第9条规定：家庭法院应当对少年事件进行社会调查。在今天的美国，“量刑前调查报告”是决定是否处以缓刑、是否处以轻刑、关押在何种场所、是否需要适用特殊矫治方法的依据，适用包括轻罪和重罪在内的所有罪行。现代各国的量刑前调查，既是缓刑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量刑要考虑的重要依据。

　　我国有关法律中没有“量刑前调查报告”的规定，但这一做法符合我国刑法的精神。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就包括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及其人格特征。在我国实行的、有着各种名称的“量刑前调查报告”，既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也符合国际规则和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各地法院委托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司法所等单位进行调查的做法，缺乏调查的法定权力和结果的权威性。在如何保证调查内容的科学，防止调查的过程受到金钱和权力的干扰等方面，尚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