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三亚旅游挨过宰的游客，非常痛恨黑心商贩的欺诈行为，也很理解众游客拥戴“挂牌惩罚”的快感，这种羞耻性的“黑心牌”，确实很有解恨效果———但笔者更认同报道中律师的看法，可以对不良商贩进行重罚甚至吊销营业执照，挂“黑心牌”就是不行，因为这缺乏法律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这是法治对公权力的规训，公众不能凭着一时的报复快感和多数人利益，放纵公权力对法律的僭越，扔掉“依法而治”这个最能保障民权的公器。在“黑心牌”的观赏中你也许获得了某种报复快感，但也接受并推动了公权力“违法行政”的不良逻辑，法治缺乏坚实的根基，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公权违法行政的受害者。

　　真正的法治诉求，不只表现在作为受害者时在浩繁的法条中寻求法律的救济，更重要的是在处于某种道德优势时，能突破自利的感觉、摆脱道德审判的诱惑、放弃以非法报复非法的冲动，为处于劣势和少数的受害者寻求法律保护。

　　真正的法治诉求，不只表现在为了自己的某种切身利益而诉诸法庭，比如为知识产权而状告侵权人，为住宅利益而状告拆迁方，这更多是人的一种源于本能的功利性依法，是很容易的；不只表现在为了某种多数人拥戴的公益而依法维权，因为这种诉求常与某种道德情感纠缠在一起，比如为春运涨价而屡告铁道部的郝劲松，为终结养路费而努力的周泽，他们在舆论中实际上更多被理解成一个道德英雄，是背靠着多数人立于某种道德优势上依赖法律，带着浓厚的道德色彩。真正检验法治认同度的，应该是立于一种道德优势时能为“不道德者权利”辩护，因为这种辩护超越了私益的本能，与原始的道德判断分离开来，是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念真正捍卫法治原则。

　　美国警察经常抱怨本国法律对犯罪嫌疑人和“坏人”的保护远多于对一般公民的保护，又是“米兰达警告”（你有权保持沉默）又是几个宪法修正案，这束缚住了警察办案的手脚；在美国公共舆论中，公众很多时候对“坏人”权利的关注也远多于“好人”，对侵犯“坏人”权利的事件比“坏人伤害好人”更感兴趣———笔者认为，这体现了一个国家法治意识的深入，毕竟，对法治最大的威胁，往往是以“道德审判”面目出现；而对不道德者的权利保护，也常常正是一个国家的法律短板。

　　当下的中国，为“不道德者权利”辩护的法治意识也越来越强：比如在审判杀人犯邱兴华案件中，虽然邱兴华罪大恶极，但许多人都力捍邱兴华“接受精神病鉴定”的法律权利；在天价处罚富人超生事件中，虽然公众非常痛恨富人超生，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质问“天价处罚”的合法性；还有卖淫女公审、违交规者示众事件中，公众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也越来越多。但由于中国的道德传统非常强势，法治传统很稀薄，侵犯“不道德者权利”的意识不经意就会暴露出来，真正的法治社会最应警惕这种意识。（原载：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