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些为酒厂、汽车商、选美等拉业务和选票的红头文件一样，和县相关部门此举活生生就像是组织了一场形式主义的“恶搞”，让人忍俊不禁之余还顿生悲哀之感。难道人民群众连作出这么一点儿自我判断的智商都没有，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喜欢，什么东西他憎恶吗？倘若一件事物真为民众所讨厌，政府一发文力挺，在村头的高音喇叭里一广播，老百姓就会打心眼里认可吗？一个可能的结局是，即使官方能在表面上达到预设目的，恐怕也只是表现了弱者的一种无声反抗。这种行为最荒谬、最令人讨厌的地方是：企图对这个世界上最能体现人之高贵的自由意志、思想情感进行“宏观调控”。

　　为什么某些地方政府总是习惯用红头文件硬生生地去“干预”民意的发生、发展和自由权利？在中国历史传统里，所谓御笔朱批，往往会迎来臣民的三拜九叩。不能说红头文件的渊源就是帝王政治时代的圣裁上谕，但其所代表的权力心态似乎有某种一致性、相似性：凡事，只要高高在上的官员一发文，就算是政府重视了，可起令行禁止之效，黎民百姓不需要也不可以问个究竟，只管遵令照行便是。难怪有人作了一个或许不大恰当的描述：机关就是发文件的工厂，主要工作是收发红头文件、制作红头文件、阅读红头文件。殊不知，很多时候一个人们心照不宣的“国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何况这早就不是“政治挂帅”的年代，民智已开，红头文件要想像过去那样登高一呼即引来“万民景从”，再呈八面威风之姿，谈何容易。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时刻都在打量着红头文件是否真正在为他们着想，让他们过得更幸福。

　　红头文件，最初特指中央文件，其涉及内容多为政经大事，发行范围、层次、级别清晰，与计划经济体系相辅相成。现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正在急切地呼唤法治。然而，某些部门不仅没有去开怀面对民众的自由选择权利，而且有时候还肆意维护、扩大部门利益。一言以蔽之，很大程度上其大脑指挥系统仍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特征，似乎尚未学会利用法律对民意的形成进行更有“亲和力”的导引。改革开放已近30年，公权机关竟然还想以红头文件对民意进行“格式化”，真是让人痛生不知今夕为何年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