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人的良知完全被利润所吞噬，面对可能损害其利润收益的人，会本能地诉诸暴力。山西黑窑场、富源公司对停工工人施暴，其行为都属于这类性质，从窑主、企业主到打手，在在都显示了人性的严重荒漠化。

    但人们仍然要问，为什么这些人施暴时竟然如此肆无忌惮，竟然是用汽车运来，并且统一着装？一个有效的政府，作为合法暴力的垄断者，必然禁止民众之间相互使用暴力。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维持基本的和平秩序。因此，某位居民在大街上殴打另一位市民，或者丈夫在家里殴打妻子，警察也会赶来处理。正是这样的政府管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克制自己的暴力倾向，习惯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

    那么，富源公司肆无忌惮地组织人员专程赶来疯狂殴打工人，只能说明一点：这个企业主相信，自己的行为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事实上似乎正是如此。当地警察到来之后，打手们并没有停止施暴；对于打人行凶者是否落网，当地派出所讳莫如深；当地政府官员去看望伤者，却没有谈到对于行凶者如何处置。公权力的相对无力令人扼腕，恐怕正是以前已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所以，某些人在经济活动中就习惯于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哪怕把人打死。

    为什么当地政府未能雷厉风行地制止、打击如此使用暴力的行径？或许是因为政府官员难免有地方情结：企业主是本地人，而被殴打的民工则是外地人。基于人的本能情感，本地政府当然站在本地人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活动中使用暴力的事情，经常发生在本地企业雇用外地员工的企业，或者本地企业主使用外地建筑工人的场所。

    当然，本地企业与本地政府官员也可以方便地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就让企业主享有了相对于外地农民工的某种特权。而有特权的人当然倾向于滥用特权，包括对于不服从自己安排者使用暴力。

    也许还有更进一步的理由：政府官员的政绩主要以经济增长指标来衡量，官员们天然地会采取亲商政策。外地工人停工，当然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所以，政府官员很可能并不反对企企业主、企业主采取某种手段对付这些工人。很多工厂的工人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原因正在这里。当然，事情现在闹得这样大，出了人命，也许出乎政府官员的预料。但即便如此，当地政府官员现在大概仍有庇护这个企业主的想法，毕竟，这项工程一旦顺利完工，就可以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一大成就。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这些遭到暴力侵害的重庆建筑工人，能否在当地获得公正而及时的救济？那些组织行凶者及现场行凶者能否及时遭到惩罚？农民工们能否获得足够的赔偿？这些人们都将试目以待。当然，假如此事引起高层关注，当地政府或许会雷厉风行，农民工们也能得到救济。问题是，这样的高层关注毕竟是稀缺的，没有被新闻媒体关注，但同样遭受侵害的工人，又到何处寻找正义？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根本上遏制经济生活中的暴力倾向？这种暴力倾向并不少见，尽管其表现未必如本案那样极端。为什么会这样？如何驯化企业主的心灵，使其按照和平的、文明的商业交易规则与工人、与交易对手打交道？显然，这既需要某种精神力量对人的心灵的潜移默化，也需要一整套有效的制度约束人的本能行为。制度约束的关键是在权力与经济之间筑起防火墙，金钱的力量一旦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必然趋向野蛮化。（原载：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