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昔日对航班延误暧昧的回避姿态，甚至以“国际惯例”为借口推诿卸责、遮短护犊，如今“严厉处理延误”的表态是一种莫大的进步。但感觉这种“严厉处理”在解决了一个问题的同时，忽略了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问题。航班延误的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广大乘客，损害者向受害者赔偿，因航班延误受害了就应得到补偿和赔偿。“严厉处理延误”再严厉，因延误而受害的乘客还是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补偿。

　　在无数次延误航班与乘客的冲突之后，在“延误赔偿”的国际惯例下，公众更期待行业主管者出台可操作、实质性的航班延误赔偿细则，使延误赔偿制度化。可惜的是，这样的细则至今未见。2004年出台的《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规定“具体补偿标准和补偿方案由各航空公司自行制定”，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了航班延误，应该有来自两方面的惩罚——一是行政系统内的惩罚，二是市场惩罚。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了航班延误，作为主管者当然应对其进行处理。这种惩罚外还应有另一个惩罚，即市场的惩罚，消费者为赶时间花高价坐你的飞机办事，你却因自身原因延误人家20多个小时，当然应该补偿和赔偿人家。实际上，相比行政惩罚，这种来自市场的惩罚压力在遏制航班延误上效果要大得多：在中国软约束的行政语境中，再多的“严厉处理”都可能因内部人的利益关系而化为无形。而市场约束则是硬邦邦的，延误了就得赔钱，直接受害的乘客是不会宽容航空公司的。前几天南航一次延误每人赔800元共赔10多万元，我想这种赔偿才会让航空公司有点儿感觉。

　　民航总局会说，市场惩罚那是市场的事情，让受害乘客与航空公司讨价还价即可。可是民航业带有垄断色彩，许多航空公司在航班延误上常常制定了许多不利乘客的条款，乘客没法与航空公司平等博弈。而且民航业是一个安全秩序要求很高的行业，乘客遇延误索赔时稍有不理性的行为（如占机或罢乘），就可能被航空公司扣上“影响公共安全”、“妨碍飞行秩序”、“损坏飞行器”的大帽子。加上延误原因的信息不对称，乘客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无法与航空公司平等博弈，大多时候遇延误后只能忍气吞声，乘客的这种弱势使航班延误有恃无恐。

　　所以行业主管者应该制定可操作、实质性的航空延误赔偿细则，站在乘客立场上给航空公司施加市场惩罚的压力，使惩罚航空公司的权力更多掌握在受害的乘客手中，这种惩罚对遏制航班延误更有治理效率。（原载：《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