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澄清申明里，周国平没有否认自己曾经说过“不要读于丹和易中天的著作”这一事实，他对“当时的语境”给予的解释是，“是否可以通过于丹、易中天来研习国学，我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我当然不反对人们读于、易的书，只是想说明，电视观众的热捧与研习国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我基本上把这归入大众文化消费的范畴。”同时他又说，“读者是分层次的，有些人满足于大众媒体配置的文化快餐，有些人则必须自己去品尝原汁原味的高级精神食粮，这再正常不过了。”

    “原汁原味的高级精神食粮”是什么，周国平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在申明最后，他留下一句颇有深意而又指向明确的话，“倘若我的一本我自知比较浅的书发行几百万册，我会如何？答案是我会万分惶恐。”可惜的是，周国平不是于、易，安知于、易之乐？于丹、易中天一边拿着高额版税，一边享受着读者追捧带来的明星般的待遇，四处开讲座接受媒体采访，的确不知惶恐为何物。

    不但不惶恐，于丹和易中天的表现用“坦然”来形容显得更为确切一些。早有为数不少的严肃评论家将于、易列入了“学术超男”、“学术超女”、“学术明星”、“说评书的”、“文化奶妈”的行列。面对这些带有讽刺甚至侮辱意味的“名号”，于、易并没有过于激烈的反应，这可能和他们对大众传媒的了解有关，也和他们对自身的审视有关，于、易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走红模式，他们不过在这个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时代被潮流推到了浪尖上而已。在一个不再以出身论英雄的时代，任何人的畅销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周国平的惶恐可能也是很多中国作家们的惶恐，文学黄金时代作家的明星待遇再也不会复现，目前，一个一线作家远没有一个三流明星得到的关注要多。在这个文学家包括一切和文字有关的工作者大都备受推崇的古老国度，几千年来积淀在文人身上的优越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凭借作家对于社会和时代的敏锐洞察，他们应该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可以安心于在被边缘化的状态下维持写作的高贵姿态，但对同操此业者一时的“荣华富贵”却没有足够的宽容和欣慰之心。

    从身份上看，周国平和于、易同属于文化圈，但从姿态上看，完全又不像一路人，所以，他们当中的交流空间和可能少之又少，或者说，让一位严肃学者和通俗历史的传播者进行沟通，价值观的不同很容易导致南辕北辙。周国平把于、易和国学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了，可检讨过自己数量繁多的重复出版吗，为版税着想，周国平和于、易殊途同归；真为读者着想，严肃学者少出一些书似乎贡献更大一些。

    “高级精神食粮”营养虽好但可能口味不佳，“文化快餐”虽是速食产品但容易消化，两相比较，有的吃总比饿死强。将国学硬性地纯粹化，对唤起公众的国学热情毫无好处，只能使国学成为绝学被束之高阁。于丹和易中天的价值，舆论一直有走向两个极端的争论，但一个基本事实是，他们既不是“大师”，也不是“垃圾”，相反在垃圾书充斥畅销书市场的时候，反而能看到通俗历史书的一些闪光点出来。周国平错在用学术的标准来要求于丹、易中天了，而于、易从一开始就不是奔着学术去的，在这一点上，严肃学者都忘记了摘下眼镜看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