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者强迫我趴在地上。他们离开之后，这个狭小，光秃秃的房间一片静寂。我翻过身，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坐了起来。我双手被铐在背后，头上蒙着一个黑色的头罩。就在我非常惊恐地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这就是我生命的最低谷。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沐浴着春季明媚阳光的加沙街头。一辆汽车忽然超过我的汽车，然后停下，并强迫我停车。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用枪指着我。

　　我在此之前多次报道过外国人在加沙遭到绑架。我一直很担心的，没想到这次轮到我了。

　　持枪者和另外一名枪手强迫我进到车里。车开动的时候，他们让我躺在后座上。他们用头罩蒙住了我的脸，但是透过头罩，我可以看到阳光闪烁在高楼之间。我可以知道我们是向南，向东走，驶向该城市的一些治安差居民区。

　　在加沙的绑架行动通常都是由一些试图引起当局注意的不满武装分子干的。而通常的情况是这些西方人会在一周内被释放，他们总是感到有惊无险。但是这种游戏规则在去年夏天完全改变了。

　　在加沙这个封闭，充满暴力，令人精神紧张的地区，现在有一个组织正在考虑对西方开展圣战。我知道，该组织会对加沙内为数很少的外国团体再次进行攻击。在BBC安全专家的帮助下，我尽自己最大努力减少被绑架的危险。

　　我搬到了一个保护措施更好的公寓，在街头拍摄的次数也减少，还换了一辆车，而且进城市时尽量做到行动无规律，难以预测。

　　虽然面对这样的危险，我感到加沙的新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城市处于巴勒斯坦大事件的中心，同样也是东西方与日俱增的冲突中心，而这个冲突就是我们世界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因此，在咨询过资深同事之后，我决定，这是一个值得冒的风险。于是我决定继续留在了加沙。

　　圣战组织领导人

　　在我遭到绑架的第一个晚上，我正躺在铺在地上的垫子上，门打开了。一名身穿白袍的高大男子站在门口。他站了一会儿，俯视着我。他的红色方格头巾完全把脸遮住。他就是圣战者组织的领导人。他走进屋子里，重重地坐在白色的塑料椅子上。

　　他用英语说，“约翰斯顿，我们什么都知道。” 他说，对我绑架就会让很多在英国被逮捕的穆斯林得到释放。后来，我的绑架者 - 伊斯兰军将会把我描述成一名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战争中的战俘。

　　当我表示英国不会谈判的时候，坐在椅子上的男人打断了我的话。他说，英国不得不听。但是面具后的声音大多数情况下是冷静，甚至是友好的。 他说，我不会被杀死。他们会按照伊斯兰对待战俘的规定友善对待我。

　　他指的是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还是更长？都无从知晓。但是我当时的感觉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将会是长期的，将会改变我的一生。我再次昏昏入睡，但是被两名进入我房间的人惊醒。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重新把黑色头罩给我带上，并把我带入到黑夜的冷风中。 他们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我感到恐惧，感到命运未卜，希望得到某种解释。随着他们走入黑暗，我感到死亡临头。

　　我感到我正被带到某个地方等待处决。

    这些人把我押往另一处建筑，这也是我今后一段时间被关押的地点。等我意识到这一点，就不那么紧张了。

　　第一个囚室

　　关押我的囚室在一幢公寓楼的顶层，屋里只有一张狭窄、松垮的床和两把塑料椅子。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没有书、笔和纸。我的手表也被摘走，只能根据太阳的移动和附近清真寺一天五次的祷告声来识别时间。

　　天降横祸，把我困在这里。在这个肮脏的空屋里，我开始尽力使自己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 我在这个小牢房里来回踱步，走五步转身，再走五步回头。就这样，我不停地走。

　　想象一下您在那样的一个房间里。想象一下来回踱步，或者一坐3个小时、5个小时、10个小时。这样熬过12小时，你睡不着，再过四、五个小时才能昏昏入睡。而且你清楚，第二天还是这样，第三天、第四天都这样，没完没了......

　　从加沙这里打击英国很困难。这里没有英国人做生意，加沙地带的英国文化处的图书馆去年也被暴徒一把火给烧了。英国在加沙唯一剩下的就是BBC，而BBC在这里也就一个英国人，就是我。这些圣战者把我像鸟一样关进牢笼。

　　第一次危机是我生病。饭菜还说得过去，巴勒斯坦式的米饭，菜有青豆或者蔬菜，好像就是在我被关的囚室下面的房间里做的。但是我的欧洲胃口不适应这种饭菜。没多久，我就感觉肋下肿起来。与囚室相连的厕所狭小，臭气熏天，地面上总有积水。

　　我害怕会病得越来越重，决定必须尽量控制饮食。头几周，我有时被给炸薯条吃，我知道即使是加沙最顽强的细菌经过油炸，也存活不了。所以我每天就只要一盘土豆条，并请求他们将水煮开。面包、土豆、一些水果，后来又有了一些鸡蛋，这些东西成了我每日两餐的食物。虽然单调，但是安全。

　　不过，我总是都吃不饱，最终我的体重减了10公斤。

　　报道“我死了”

　　在最初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一生最艰难的时候，我非常担心，我的绑架对远在苏格兰的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妹妹带来的影响。 我非常地后悔，真不该冒险留在加沙这么久。当然，我也是事后才这么想的。

　　我拼命想转移注意力，来缓解精神压力。我一再提出要求，要一个收音机。令人惊讶的是，就在停电那天晚上，一位看守竟然给我送来一个。突然间，我和外面的世界又有了联系。囚室里有了声音，有东西可以听了。我不用只是面对自己的那些令人恐惧的想法了。

　　从电台里，我知道BBC为我发动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呼吁，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最令我感动的是，我意识到，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在谴责绑架者。 很多加沙人似乎感谢我这些年来选择生活在他们中间，向世界报道他们的情况。

　　但是收音机也带来了可怕的消息。在BBC沉稳平静的语调里，我听到有关我已经被处死的报道。那是个令人震惊的时刻，我已经被宣布死亡！ 我想，如果我的家人听到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该是多么痛苦。

    当然，我并没有死，我不由地想到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说我死亡的报道，言过其实。”

　　当然我还是担心，绑架者提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我猜他们已经决定杀掉我。我觉得，我得做好这样的准备，也许这就是几个小时后的事吧。 我确信，如果我被处死，这一行动会拍成录相，就像伊拉克圣战者执行死刑那样。

　　最后，晨祷的钟声打破了沉寂，一夜过去了。我有种感觉，危险过去了，于是倒头入睡。

　　威胁处死我

　　几个星期之后，看守拿着一副镣铐冲入囚室。我的手与脚被铐了起来。看守关上囚室的窗户，熄了灯走了。在加沙炎热夏季里，我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小屋，汗流浃背。看守告诉我，正在讨论是否过几天把我处死。如果这样，他说会用刀把我的喉咙割开。

　　我不是很相信这个威胁。但是，我也得做好最坏的准备。 我相信，不同的人面对死亡会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我选择的是在脑子里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希望处死前的情况不要太恐怖，希望能够在最后的时刻我也能保住自己的尊严。

　　通过这些事，我也慢慢了解了我的看守。其中一个20来岁，叫卡米斯，黑脸膛，很帅。他差不多每天都跟我在一起。在整个绑架过程中，一直到最惊恐的时刻，都有他。

　　和我在加沙认识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卡米斯出生的家庭位于现在的以色列境内，很多人后来被驱逐或逃离。 他在贫困中长大，生活在人满为患的加沙城里，参加了反抗以色列的武装组织。 卡米斯已是经过战火洗礼的城市游击战的战士。

　　卡米斯的活动，就是数着念珠，在昏暗的楼梯上走上走下。 他大量的时间都在看电视，来回调换着阿拉伯电视的各个频道。他经常在深夜穿着淡蓝色的长袍，坐在那里大声诵读《古兰经》。 有时候，他也让我去他的房间看一两个小时电视。

　　精神战争

　　当然，咋一看，我的处境没有多少可让人振作的。然而，事实上我没有被杀掉，也没有被打得死去活来。我吃得还可以，所以我认定，我的情况也有可能比这更糟。

　　不管怎样，我被囚禁在加沙这里，待遇并非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伊拉克战俘受到的那种逼迫。这不是俄国的古拉格监狱，当然也不是纳粹的死亡集中营。

　　我现在的处境比那些地方强得多得多。我觉得，如果在这里我的精神垮了，再看写大屠杀的书，我不可能不感到惭愧。

　　我还想到，遭遇不幸的不只是我，世界上每天都有人被告知他们患上了癌症，只能再活一两年。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体面而坚强地面对生命的结束。

　　而我呢，只是在等待开始新的生活。于是，我告诉自己，面对这样小得多的困境，如果不能让自己保持尊严，那是可耻的。寻求激励时，我的思想把我带上了在您听起来非常奇怪的思路。

    在我看来，描写人的毅力的各种故事中，最让人难忘的是英国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

　　大约一个世纪前，他的船被南极冰块撞破以后，他坐一只小救生艇横渡波涛汹涌的南大洋。他的目标是茫茫无际的大海中可能连想都想不到的一个小岛，可是他最后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岛。

　　在牢里，我觉得我需要某种精神上的救生艇，帮我渡过茫茫无际的时间海洋，驶向获释的一刻，这也是几乎难以想象的。于是，我把头脑里能够想到的积极的想法集中起来，加以鞭策激励，希望它们像精神救生筏的木板一样，把我托起。

　　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一种心理方法，说是心理技巧也好，说是心理工具也罢，它帮我挺了过来。就这样，我赢得了我生命中的这场精神战争。

　　天知道，濒临绝望的边缘，我是多么艰难，孤独，中间经过多少黑暗的旅程。但我一直战斗，没有趴下。终于，峰回路转，加沙激烈的政界转而反对绑架我的人。

　　哈马斯和法塔赫两大派别开始进行殊死的战斗。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躺在那儿，听着机枪和火箭炮在我被关押的那栋公寓楼附近的街头呼啸。我觉得，被绑架已经够倒霉的了，更糟的是，竟然又陷身于全面战争。

　　最后，哈马斯完全控制了局面。马上在加沙开始实施它所认可的社会秩序。于是，我被绑架的事情，由于广为关注，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绑架者第一次看起来有些摇摆不定，不过他们有自己的计划。

　　可怕的旅程

　　卡米斯来到我的囚室，提着一个素面的黑提包，那种您在伦敦地铁里看到会计常提的公文包。他打开包，里面赫然是一副自杀炸弹背心。我穿上背心，上面的炸药紧紧地捆在我的肚子上。

　　他们的领导人，第一个晚上的蒙面者，在一封信里说，我不用害怕。他说，哈马斯计划发动袭击，按他的话说，要把藏身点变成 “死亡区”。穿着致命的装置，我只能通过录相机对外发出信息，说：如果袭击，我也会一起死。

　　但是哈马斯仍然继续实施包围，伊斯兰军准备摊牌。就在我被囚禁的房间下面，设了一个机枪火力点。当哈马斯突破他们的防御，双方交火时，我能听到这一组织的战士在我住的下面爬行进入战斗位置。

　　我知道，如果哈马斯猛攻我住的公寓楼，就会枪炮齐鸣，我也可能在攻击中死去。即使哈马斯没有意外地把我打死，也有危险――又怒又怕的绑架者，在自己要死的时候，也可能会杀死我，而不会让我活着被救出去。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带到楼下。一个头套罩上我的头，我被跌跌撞撞地带进漆黑的夜里，一群人开始打我，把我往墙上撞，往车上撞。然后，我被推到车的后座上。

　　绑架者和保护他们的大派别，在哈马斯的压力下，似乎让步了。他们同意把我交出去，让哈马斯放过他们。汽车开始缓慢地向哈马斯防线开去，而我当时并不知情。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旅程。

　　押解我的看守，端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两边挟持着我。他们愤怒地狂叫，毫无疑问，他们怒不可遏，因为他们的绑架失败了，而且他们害怕哈马斯可能会杀掉他们，不管有什么样的交易。卡米斯打我的头，血流到我的嘴里。

　　在一个哨卡，通过面罩，我可以看到一支枪口就在我眼前几英尺的地方指头我。我知道，我右面的看守正在咆哮说，如果哈马斯的人不后退，他就把一粒子弹射进我的脑袋。在这种高度紧张与混乱之中，枪战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子弹会向雨点一般射进车里。

　　我会好起来的

　　最后我们停了下来，卡米斯把我从车里拖到路上。

　　我抬头发现，这条小巷的街灯下站满了武装人员。两个人过来把我领走了。

　　我担心，我被移交给了一个新的帮派。而实际上，这些是哈马斯的人。拐过一个街角，我猛然发现，我的老朋友、BBC阿拉伯服务部的法耶德·阿布·沙马拉就站在那里的一个花园中。直到这时，我才知道绑架结束了，我获得了自由。几天后，我回到苏格兰，终于又踏上了那条我熟得不能再熟的道路，朝阿盖尔山――我家，走去。

　　在这里，在我们海边的家，在这个美丽宁静的地方，我在加沙所遭遇的一切，不知不觉间都成了过去。但是这个囚禁的经历，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成为午夜梦魇。有时我梦到我又被人抓了，等我醒来慢慢意识到我是自由的，我的喜悦简直无法表达。我安安全全地待在高尔湖畔的家中。

　　不过，现在这些噩梦少多了。虽然心理学者可能说，这只是我受到惊吓后的早期反应，它的影响以后还会显现，但我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绑架的影响，也不见得全都是坏的。关闭、镣铐、单独监禁与恐怖经历，是一种"黑暗教育"。我经历了以前我极力想象的事情，或许最后我会因此变得更加坚强。我对自由的价值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只有做过囚犯，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价值。甚至到现在，我被释放三个月后，在阳光下漫步街道，或者坐在咖啡馆里看报，这些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在我，都会隐约地感到是那样的神奇。

　　加沙被囚的经历，让我又一次体会到那个古老的教训：在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你所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