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队长这番真实而无奈的表白，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在此案侦办过程中，公安部门不过是奉旨行事，为地方主政官员保驾护航而已。就拿“犯罪团伙”成员、县民政局地名办主任董伟来说，他仅因上网看到一条“高唐进入全省六强，成为经济领头羊”的帖子，想到地方财政吃紧，自己“医疗保障卡”里已经3个月没有按时支付医保费了，一时兴起，便跟了“孙烂鱼更黑啊”（高唐县委书记名叫孙兰雨），“居家过日子都要量入为出，没钱了，还搞什么建设！”这样两条留言，就被认定“诽谤”县委书记。倘若上面没人发话，估计刘大队长和他的同事是不会主动出击，去处置这类民事纠纷、自诉案件的。

    那么， 拘捕董伟及其他两名无辜者，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孙兰雨本人；二是当地政法系统相关领导。公安局之所以“公事公办”，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在我看来，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从干部任免程序上说，虽然公安局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人选，由当地组织部门与上级公安机关协商决定，可在不少地方，上级公安机关对下级公安机关主要是作一些技术层面的指导与监管，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地方党委“一把手”手里。在这种背景下，公安局领导对县委书记敢不毕恭毕敬？对那些“侮辱”、“诽谤”县委书记的“不法之徒”，能不从重从快予以打击吗？这，可是事关个人政治前途的大事啊！对这类“大案要案”，谁有公开抗命或拖着不办的底气？除非你不想再干下去了！  

    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是，自“彭水诗案”被曝光以来，因通过上网或编发手机短信议政，当事人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的案件已发生多起，而对“犯罪情节”的定性几乎都是“诽谤”县委书记，而非县长或其他官员。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政法系统干部任免机制存在的某些漏洞，已经催生、强化了公安局领导对县委书记的政治依附，以致某些公安局成了县委书记的御用工具。

    所以我认为，仅仅谴责那些越权动用司法手段打压公民表达权的“土皇帝”，说他们法治意识如何淡薄，官德人品怎样低下，甚而对相关官员采取必要的行政惩戒措施，都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市民网上议政遭拘捕”之类冤假错案的再度发生。惟有对现行政法系统干部任免、监管机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对各级公安机关实行由上到下的垂直领导，才有逐步减少、摆脱地方主政官员以权代法，对公安工作的肆意干扰，乃至把公安局长当作他某大官人“私人保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