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重视生育的数量控制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今后，我们的政策制订者也许更应该注重人口性别比的总体平衡。多年来，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同时，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迅速攀升，已经演化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许多省份男女比例失衡现象严重，产生了“人口生态”的赤字，导致对正常婚姻与家庭形态的负面影响：成年男性中的某些困难人群会遭遇严重的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婚外性行为也许会增多；家庭稳定性也会受冲击。毫无疑问，这些都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可以说，改变重男轻女的错误观念，刻不容缓。

　　性别失衡是人为的，是错误观念在现实中的反映。旧时代，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极端落后，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广泛存在并蔓延，抛弃女婴和溺死女婴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女性人口比例下降，男性人口比例上升。而在变革了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代，已经贯彻实施党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利等政策的若干年后，却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了旧社会那种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调的社会根源，男女性别构成依然未能趋于合理，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重视。有些女性生了女孩，父母、邻居等周围的人就会歧视她们；由于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时重男轻女，竟使一些求职者使出女扮男装的招数应对；更有过犹不及的行为，江西省永丰县潭城乡一位古稀老太，为了生个“龙孙”继承香火，竟对孙女下了狠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如果任凭此种不合理持续下去，管理不严，打击不力，将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的戕害。

　　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生育的有计划性与国家生育控制的有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封建观念残余的存在依然严重，传宗接代是男孩偏好的主要动机。李银河认为，在西方国家，只有贵族世家才保留着传宗接代的信念，而在中国，百家姓的每一家似乎都把传宗接代视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因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传宗接代是中国人唯一的宗教信仰。值得注意的是，养儿防老是生育男孩的最主要动机之一，即男孩在农村是作为老年生活保险的“主要投资方式”。所以，要遏制性别比例失调，需要从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入手，触动父权制的根子，改变从夫居和男性主导的资源分配形式。需要指出的是，改变传统观念去接受新的观念，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改变观念需要引导，改变现象需要时间。笔者认为，要实现自然生育，遏制并消除人为因素，除了政府的介入，从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方面入手，严厉控制B超和人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之外，更需要建立完善医疗、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标本兼治，才能调整乃至改变。实现根本转变的关键在于要用社会保障取代家庭保障，形成养老既不是靠儿子，也不是靠女儿，而是靠整个社会的良性机制，养老金、生活保障都由社会提供，让每一个人不再为养老而发愁。

　　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项综合工程，牵扯人口素质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城市与农村人口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问题。人口战略应该调整的方向是：降低婴儿出生性别比、提高人口素质、协调人口年龄结构、稳定低生育水平。目前中国人口数量压力已相对减轻，但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却开始浮现，“未富先老”将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命题。《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认为，逐渐放宽生育控制政策可避免人为加剧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未富先老”的进程，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因此从现在起，对人口发展政策要有新的战略思考，不仅要考虑控制生育率，更要在实践中注重人口的结构和素质协调，以及如何解决好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