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的道歉，不是出于县长自己认识错误，不是由负有监督县长之责的人大要求，而是由其上级——市委书记；要求公安局长向校长道歉，也不是公安局长自己认识到自己乱用职权，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理应向校长道歉，也不是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院要求公安局长向校长道歉的；要求县教育局长向校长道歉的，就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上级的权力——市委书记发话了。在处理整个事件上，我们看不到一点儿法治的做法，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人治的体现。人治，可以处理一时一事一人，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彻底根治官员乱用职权的违法行为，类似的事件仍然还会发生。因此，依法行政，建立官员滥用职权、违法行政之后的违法责任追究机制，可以说迫在眉睫。

    这些年来，领导批示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熊德明因为遇到总理，广大民工被严重拖欠工资的现象引起了高层的重视，从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追讨欠薪的热潮，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绝大部分都能拿到，熊德明也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经济人物”之一，与吴敬连等经济学家并列齐名；孙志刚被打致死，尽管媒体报道，尽管家属追查讨个说法，但是一直没有引起有关政府的重视，迟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也因为领导的批示，不仅将凶手押上了审判台，而且促使《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阜阳毒奶粉事件、铁本事件等，哪一件不是引起高层的重视以后，因为批示，才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的？

　　一部《西游记》所反映的问题，也是“人治”高于法治的问题。每当孙悟空遇到比自己本事大的妖魔鬼怪、无法治服时，总是去找比他权力更大、手段更高、法力更强的上级来帮助他，才得以惩处妖魔鬼怪，保障唐僧继续前进到西天取经。如果他不依靠观音等，他根本不可能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现实中，下级职能部门如果遇到比自己权力更大的官员时，是无法依法追究其责任的，也只能是将问题反映给上级，最后依靠上级更大的权力，才可以将违法者进行查处。暴露出来的问题，因为领导的批示，因为更强更大的权力的介入，因为上级的发话，上级的震怒，违法的下级才能被追究责任，问题才得到解决，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维护。我们不禁要问：要是没有领导的批示，结果又会怎样？没有了观音菩萨，孙悟空还能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吗？难道就让违法犯罪者逍遥法外吗？主管部门、职能部门就能不闻不问吗？相关的法律、制度就可以形同虚设吗？我们在实际中看到的是，县教育局错误地撤消校长之职，县公安局错误地拘留校长之后，已经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但是当地人大、检察机关不理不睬，对受害人冷漠无情，但是市委书记一发话，领导的批示一到，有关部门就高度重视，县长、教育局长和公安局长也都表示自己有错，要向校长道歉。试问这些人先怎么不认为自己有错，先怎能么不向校长道歉？现在的道歉，是自愿的吗？是不是迫于市委书记的权力，并不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领导是否介入，是否发话，是否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要求下级认错，结果就大不一样。如此看来，不禁令人感慨万分：中国的法律似乎形同虚设，要是没有领导的批示，上级领导不发话，上级不介入，甚至上级没有强硬的态度，下级就不会当回事，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因此执行法律，有时是需要领导的批示的，许多法律、规章制度等条文，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职责划分也很明确，但都需要上级的批示，只有上级批示了，上级发话了，有关部门才去执行。

　　因为领导的批示，因为上级权力的介入，促使问题得到解决，表面看来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却体现了权比法大，是严重的人治表现。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现实中，法律不管用，只有上级权力的介入才管用，恰恰说明法律的弱小，说明法律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本质。上级介入多了，人治的现象多了，权比法大，对依法治国所起的作用，不是促进，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人们在现实中无法得到公平与公正时，就把公平公正的希望寄于上级，直至中纪委，因此发生了侵权事件以后，受害者只能上访，拿到上级领导的批示，从而促使问题的解决。美国人有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意即要靠依法治国。我们需要依法治国，而不是依官治国，依权力治国，依批示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