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来自湖南常德市的两个尿毒症患者，因为两个家庭中各自肾源提供者与自己配型对不上，却与对方成“绝配”，双方家庭同意“交叉换肾”。在广州广医二院，医院伦理委员会以8∶1“暂缓”这一提议；而在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同样是伦理委员会，却以13票全票通过，“交叉换肾”手术成功进行。该事件超出医学的范畴引发广泛热议，有人将之喻为“生命”与“法律”之争……

    卫生部

    介入调查“交叉捐肾”事件    

    1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针对海南一家医院实施交叉捐肾手术是否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将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

    毛群安指出，根据2007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章第十条的规定：活体器官接受人与捐献人之间须是配偶关系、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了亲情关系。否则，属于违法行为，须依法进行处罚。

    近日，卫生部也收到一些群众举报，个别医疗机构在人体器官移植业务开展中有违规行为，卫生部也正在进行调查。一旦查实，将依据条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直至吊销这些医疗机构从事这项业务的资格。卫生部要求，所有医疗机构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合规地开展医疗服务，特别是人体器官移植业务。    

    1月10日，记者拨通广州广医二院院长陈晓辉的手机，身陷“交叉换肾”风波的他声音显得有些沙哑，甚至都不愿再听到“交叉换肾”这四个字。

    “患者手术非常成功，作为医生，救人是第一职责。”电话那端的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院长肖劲逐却异常平静，显得有点低调。

    广医二院暂缓“交叉换肾”

    来自湖南常德的17岁少女何一文，39岁男子何志刚，在被查出患有尿毒症需要进行肾脏移植后，家里所有亲人能够提供的肾源都未能与之配型成功。

    然而，当两家人的血型全部送到广医二院来进行匹配检测后，该院潘光辉教授突然发现一个惊人结果：受捐者何一文的血型是O型，其父亲捐献者何大兵的血型是A型；受捐者何志刚的血型是A型，其表哥捐献者史道红的血型是O型，如果能交叉互换一下，这是两个“绝配”。

    在广医二院，进行近一个星期的休息与检查后，何一文、何志刚两家人4名捐赠与受捐者都调整好状态，做好充分准备，只等着手术日期的到来。

    按照规定，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之前，手术必须通过当地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批。而由9名专家组成的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8∶1认为，“交叉换肾” 不符相关法律规定，应暂缓这一手术。

    医院方面解释说，伦理委员会是根据2007年5月1日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作出的决定。很显然，这两个家庭不在法律规定之列。

    专家们认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他们能够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唯一法律依据。个人感情取代不了法律，所有的器官移植手术必须符合条例。

    海南农垦总局医院实施手术

    1月4日，何一文和何志刚两家接到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院长肖劲逐的电话。肖院长在电话里说，“我看到有关你们的报道，我们认为交叉换肾并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你们不妨来这里。”

    6日下午4时，农垦总局医院召开了包括本院和海南医学院教授、专家、医院领导和律师等在内13人的伦理委员会会议。与会委员一致认为，从伦理上讲，两个家庭交叉换肾并不存在买卖关系，最后一致通过两家可以交换肾脏。

    据泌尿外科副主任张国庆透露，在提交伦理委员会审议时，两家都向委员会提交了双方家属签订的自愿捐肾协议。协议中明确，捐肾是出于“帮扶关系”，并不存在金钱交易。

    张国庆表示，对医生来说救人是第一位的，从“不存在器官买卖”这一点出发，医院决定1月7日施行手术救人。

    手术取得成功，患者目前恢复很好。

    专家提醒不给器官买卖以可乘之机

    为表示医院对何一文、何志刚两个家庭的歉意，广医二院退还了他们4万多元的前期医疗费用。据知情人介绍，医院伦理委员会作出“暂缓”移植的决定同样也是煞费苦心，首先专家们的决定只是“暂缓”移植，没有用“否决”一词，这其实表明专家并没有完全关闭“交叉换肾”的大门；另外，伦理委员会建议两个家庭补充能证明存在“因帮扶而形成亲情关系”的文件。言下之意，倘若能证明两家有“帮扶的亲情关系”，交叉换肾的手术在该院还是有可能的。

    对此，公众认为，补充“帮扶的亲情关系”，无非让这两个家庭赶紧互认养子养女之类的关系。如果这件“合法的外衣”能够如此容易的披上，就表明有关的法律规定肯定存在漏洞。既然如此，伦理委员会还不如直接同意两家“交叉换肾”。

    一位法律专家指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的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是指活体器官接受人与捐献人此前客观存在的亲情关系，而不是因相互需要临时建立的所谓“亲情关系”。如果随意认定“亲情关系”，极有可能给器官买卖提供可乘之机。

    广州市易春秋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旭阳对记者说，医院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有误读，该条例立法本意是规范器官移植行为，严厉禁止器官买卖。两个家庭无论从主观意图还是客观事实上，都不存在“器官买卖”的行为，如果合理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就表明医院对条文的理解有问题，或者是条文本身有漏洞。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陈忠华认为，患者亲属之间交叉换肾做移植手术在《条例》规定中存在真空。持否定和肯定意见的医院都没有错，但是如果患者以后出现“肾纠纷”，医院伦理委员会就必须承担手术责任。

    陈忠华提醒说，在活体供肾当中，有1/1000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有万分之几的人因孤肾死亡。肾移植改变的只是患者的生活质量，并非完全治愈。活体捐肾不符合无伤害论的第一医学伦理原则。另外，换肾者第一年的生存率在90%以上，每过一年将会递减，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死亡威胁。活体捐赠器官不是最好和唯一的治疗途径，交叉换肾风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