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了解决民生之困，着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或者出台收费减免政策，然而这些实惠屡屡被强势人群所攫取，“四个低保名额，村官亲属占仨”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近半年来，经媒体公开报道并产生了强烈反响的类似事件至少还有两起：一起是陕西省洋县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采取伪造住院病历及住院收费单据等手段，从医疗基金管理部门套取了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账户上的17万元，用于医院日常开支和发放工资奖金。一起是河北怀安县上王庄，一部分农民“卖血供学”，而享受国家“两免一补”政策补贴的5个学生的家长却各有门道：有一个给老板开车，每月有固定收入；有一个家长的弟弟是教师，和学校熟；有一个家长的哥哥在县政府机关上班，有“门路”；有一家还有卡车。为此，本版曾经刊发《百姓的救命钱不能沦为“无主肥肉”》、《必须制止在穷人身上“揩油”的行为》等社评，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保护困难群众的利益。

　　媒体的呼吁一刻也没停止，类似的恶劣事件仍在频频上演。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除了以前总结过的“所有者缺位”、“赖和尚把好经念歪”、“监管部门失察”等具体因素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病灶未曾找到，以至于此起彼伏地发作，周而复始地疼痛？

　　应该看到，今日的农村已不复当年“一大二公”的简单利益关系，而是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的格局。围绕着承包、征地、换届选举、商业竞争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利益争端。有些乡村的基层组织比较正派、有力，使乡村保持了积极有序、健康发展的态势。有些乡村的基层组织软弱或者变质，致使某种势力把持了当地的行政职权和经济命脉，并且以此为依托侵害群众利益。

　　综其大概，此类乡村抱团势力由三类人组成：其一是人数众多的地方宗族，利用血缘和亲情关系结成党羽，欺压一盘散沙的村民；其二是乡村经济能人私欲膨胀，利用金钱和关系结党营私，成为村里的“话事者”；其三是“乡村政治精英”蜕化变质，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村民代表不再满足于做群众利益的看护者，摇身一变为盘剥者。他们往往占据了村里决策的关键位置，掌握着代表一级组织的“印把子”，能够跟上级部门“说上话”，几个人商量一下就能够达成有利于自己的决定，而把大多数群众蒙在鼓里。举凡集体资产变卖、乡村企业兴办、上级下发补贴的各项事宜，都是他们暗箱操作、内部分肥的“大好时机”。更有甚者，为了巩固既有的利益格局，他们还会有更大的动作：要么是用金钱和美色开路，在地方政府和司法领域中培植势力，寻求体制内的保护伞；要么是操纵基层选举，通过利诱、恐吓选民，确保自己人当选，寻求“执政”的合法性；还有就是垄断地方行业市场，小到码头、店铺、摊位，大到政府招商项目和招标工程，哄抬价格，牟取暴利，为前两种行为提供经济保障。

　　通过众多劫夺农民利益的事例可以发现，越是发展缓慢、信息闭塞、维权意识淡薄的地方，越容易形成乡村抱团势力。这股势力已然在很多地方改变了农村基本生态，使普通农民利益上受到损失，舆论上受到压制，甚至人格上受到欺辱，人身上受到伤害。是时候跟它来一场干净、彻底的了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