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很多官员以开放和开明的心态对待舆论监督，一是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上任伊始，公开提出请各新闻单位提供负面报道，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二是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欢迎网友“灌水”和“拍砖”；三是云南省《政府工作规则》明确规定：“省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四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认为，要办好一件事情，必须欢迎媒体监督。看到很多官员善待舆论监督，令人欣慰。

    不过，当越来越多的官员对舆论监督持开明和开放心态的时候，仍然有不少官员对舆论监督避之惟恐不及，甚至严厉打压舆论监督。

    笔者纳闷，同样是党员，同样是领导干部，面对舆论监督，差别为什么这么大？笔者认为，从主观上来说，源于一个人的心志。很显然，一个心无旁骛的人无论媒体如何报道，无论舆论界如何评论，都会坦坦荡荡，无所畏惧，只有那些存私心有杂念的人才会对“揭短”“揭丑”暴跳如雷，甚至强势打压。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透过舆论监督这面镜子，不仅仅只看到政府工作的好坏，而且，还让我们看到了官员对舆论监督认识态度的差距，看清了一个官员的品质和本质。

    从客观上来说，源于舆论监督缺乏法律和体制保障，监督环境不佳。据悉，目前我国还没有“新闻法”和“舆论监督法”，舆论监督主要靠上级监督和官员自觉才能落实，一旦官员不自觉或者上级监督不到位，舆论监督往往或处于“看脸色”行事，或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样的监督环境下，本地舆论往往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根本不敢使用监督权。

    一个政府一旦失去舆论监督，表面上看，形势一片大好，实质上掩盖了大量的问题，非常危险。当前，很多地方违背中央政策，“圈地”、建豪华“衙门”，为什么地方媒体没有报道？因为，他们受地方领导，被“噤声”了。有的地方甚至赤裸裸地为腐败打掩护。李大伦主政郴州市期间，媒体监督被其腐败亲信樊甲生掌管，为了掩盖李大伦的问题，樊甲生以宣传部名义出台“三不准”“四不准”文件，压制舆论监督。党的舆论监督工具竟然成了贪官掩盖腐败的工具，值得深思。

    因此，尽管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这种现象正在发生变化，不仅善待舆论监督的官员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开放和开明，而且，已经有个别省政府要求政府官员自觉“接受舆论监督”，我们有理由相信，舆论监督的路越来越宽，监督环境越来越宽松。但是，笔者始终认为，这都是一些权宜之计，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舆论监督的出路，舆论监督仍然不容乐观，甚至充满变数。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地方舆论监督作用，必须从法律和体制上寻找出路。

    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新闻媒体实行垂直管理，脱离地方政府的干扰，比较合适，否则，在有的地方，舆论监督不是充当为个别官员“吹”政绩的“吹鼓手”，就是被少数地方政府“管制”起来，难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