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官员写作现象”是好还是坏？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形成定论。事实胜于雄辩。对于陕西官员写作，有两个事实得弄清楚：一是看有没有影响官员的本职工作；二是看写出来的作品靠质量出版还是靠权利出版。

    对于第一个事实，我们无需考察就能知道，因为我们的官员可以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在古代不乏这方面的例子，如屈原、司马迁、韩愈、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是这方面的大家和表率，他们的作品或讨论“文以载道”，或针贬时政，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作。近代，如毛泽东、陈毅诗词，都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

    可是对于第二个事实，我们很少见到这方面的报道。因此，期待记者或者陕西官方能就如下两个事情给广大观众一个明了的回答，也让事实给一个公道。

    首先，陕西官员写作的“读者”是谁？分布在那里？“官员作家”有着双重身份，一是官员，另一是作家，其实“官员”比“作家”的分量要重得多的多。所以，他们的“读者”是否是慕名于“官员”或者干脆是官员“用长官意志”摊派下去成了“下级”官员书架上的摆设呢？

    其次，看作品质量如何？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说：“谁都可以写作，我只看作品不看人。”对于贾平凹的这种说法人人都能看出来是符合常人逻辑和理论逻辑的说法。但关键问题是这种“理论逻辑”在实践中是否管用？我们从报道中看到，陕西官员的作品大部分发表在《美文》上。可是谁都知道，《美文》的主编就是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贾平凹的背后是谁呢？当然是陕西文联和作协，而陕西文联和作协的背后，就是陕西官员。所以，对于在这样一个链条下产生的“作品”和“官员作家”不由得使人怀疑：《美文》在审稿时是否有“特殊”，是否也屈从于经费或者别的东西？所以，期待记者或者陕西官方对陕西官员发表作品的刊物作一统计，看他们的作品在全国其他诸如《人民文学》、《收获》等质量较高的纯文学刊物上转载或者发表了多少？以此来审视他们的“作家身份”是否靠特权得来。

    常言到，顾客对于商家来说是上帝。按照这种逻辑，读者就是作家的上帝。因此，在陕西官员写作现象中，读者不应该沉默，我们应该听听读者的声音，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这样才能使争论更加实际，更加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