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委员提出的这个建议，其理由可说是是冠冕堂皇——借此来提高人口素质。在他看来，我国现行的“城市紧，农村松”的生育政策，导致农村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由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均高于农村，其结果直接影响了国民平均素质的提高，也阻碍了城市化的步伐。这个“建议”，与几年前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日新提出的“应允许高素质高学历者生第二胎”的建议可说是如出一辙。

    众所周知，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它是以抑制个人的生育权利为条件来保证社会的整体权利的，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生育，是人的天然权利，是人生权利中重要性仅次于生命的一项。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收入偏低的工薪阶层还是收入居高的高素质高学历者，“机会”应该是“平等”的，不能也不应该与钱、贫富、户口成份等扯上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逐年升高，资源问题、贫困问题、劳动力短缺问题等日益显现出来。在维持低出生率的前提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必要的微调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目前不少地方早就实行了这样的政策——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允许生两胎。这种政策没有与金钱扯上关系，也没有与“素质高低”画上等号，大家感觉都很公平。

    “允许市民买二胎指标”的“建议”之所以引发热议，遭遇网友“拍砖”，焦点不仅在于把计划生育当成了一种“买卖”，还在于“提高人口素质”之说太过荒唐。龙未必生龙，凤未必生凤。古今中外，真正意义上的一些杰出人物大多数都是出身贫寒。当今许多博士、硕士，大多也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如此信奉有好“种”就有好“果”，不仅是对“后天”努力的否定，也是对勤奋的一种亵渎，既不理性，也不科学，同时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大相径庭。

    在我看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遵守法律、考虑国情、兼顾公平，不应也不能以经济作为调节手段，让“允许市民买二胎指标”的建议走上实施前台。当务之急，应多在探讨严格执法上想办法、出主意，而不应该在默许甚至放纵违法生育上提“建议”。否则，这种“提倡”会进一步强化某些人的精英意识，使他们享受更多的特权，甚至会成为一部分群体歧视另外一部分群体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