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与人口相关的讨论很有一些。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社科院叶廷芳教授等29名委员联名提案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上海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委员提案微调计生政策；在全国人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建议适当改变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

    还有一些建议也与人口有关。有人大代表建议修改《婚姻法》，鼓励“姐弟配”，以扭转性别比失衡趋势。即便《婚姻法》鼓励姐弟配，那不也是一男一女配对吗？就能把不合理的性别比给扭转了？我看不是办法。

    有政协委员提案允许市民向农民购买二胎指标。据说可以增加高素质人口，又可以让农民得实惠。这个建议很有些《京都议定书》解决排放问题的思路。

    国家计生委指出，计生政策不能调整。国家计生委还指出，外界普遍存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一胎化”的误解，实际上情况分成多种，城市是一胎，农村有的是“一胎半”，有的是两胎。这个澄清非常好，但人类生育行为用一个生理器官“胎”来量化，“一胎”、“一胎化”，总觉得有些怪异。

    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讲“人多力气大”固然幼稚，简单讲“人少好过年”，也未必就是对的。在经济上享受“人口红利”，在国际政治上也享受着“人口红利”，却拥有一种视人为麻烦、累赘的简单认识，不是有些奇怪吗？

    计划生育工作天下第一难，不止是难在它对抗着“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且难在它是在与那些缺乏国家养老保障的人产生直接冲突。结果已经呈现，就是性别比失衡，任你怎样打击“非法检测胎儿性别”也无法止住。我还没有引用生育权的概念，如果引用，问题会比现在更加复杂。城乡计划生育不能一样顺利，根本差异不在生育观念，而在保障水平。在养老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你要一个农民除了生儿子，还能怎样化解老无所依的心结？现在，有经济专家认为随着老龄化的出现，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劳动力不足；有社会学家在忧虑长期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例如人们亲缘关系的消失、社会成员人格的过分自我化、性别比失衡可能带来的婚姻问题及犯罪问题、一对夫妇供养四个老人等等。

    这些认识与国家计生委的判断有所不同，谁是谁非，暂且不论，简单地说“让历史去作结论”，未必是负责的态度。马寅初要控制人口，毛泽东讲“人多力气大”，历史对这场不对等的争论已经作出了结论。结论是作出来了，但决策后果也无可避免了。

    涉及全民的重大问题，还是应该由每一代人都负起自己的责任。事情要弄清楚，决策要民众选择。“让历史作结论”，话很好说。不管你怎么做，历史总会作出结论的，但这不是现在拒绝或者坚持某一个选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