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窝案”中，三名领导干部出卖手中的权力，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受贿总额高达１１００多万元。他们的落马不仅在社会上反响强烈，也使城建规划中的寻租交易部位浮出水面。

    交易部位之一：提高容积率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建设规划的红线退一点，规划格局改动一点些，普通人是难以觉察出来的，但对房地产商来说却意味着巨大利益。容积率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听起来陌生，但只需稍微改动调高，即可为开发商带来巨大利润的“魔术棒”。

    容积率是指建筑区划内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值，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容积率越高，可供其销售的面积就越多，获利越多。一块占地１万平方米的土地，假使容积率是３，意味着可建３万平方米，如果把容积率提高到３．５，则可建３．５万平方米。如果以每平方米３０００元的价格出售，可以多得１５００万元。

    检察机关调查表明，王政等人正是利用手中职权，为开发商调高容积率。２００３年７月，开发商谭某找到王政，希望提高楼盘容积率。王政于是给时任重庆市规划局用地处处长的陈明打招呼。随后，他又在谭某递交的申请提高容积率的报告上签下“请给与大力支持”的意见。

    按照规定，谭某公司开发项目容积率不能超过５，但最终规划部门还是将谭某公司项目的容积率调整到不大于７。通过增大容积率，谭某的利润一下就增加了１０００多万元。谭某为感谢王政，先后送他１００余万元。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开发商柏某找到时任重庆市规划局用地处处长的陈明，希望把自己开发项目的容积率由４.２０６调整到６。陈明便帮助其寻找调整容积率的理由，并出面协调关系。事后柏某送给陈明１５万元，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陈明及其亲属两间门面房。

    交易部位之二：改变土地用途

    重庆市政协委员邱道持说，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除调整容积率外，调整规划，改变土地用途也能带来惊人的利润；土地用途决定着土地的价值，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之间的价格差异可达１０倍，因此一些开发商想尽办法打规划的主意，改变土地用途。

    ２００２年，重庆一房地产公司拟转让位于沙坪坝区歌乐山一块面积为270余亩的土地，这块规划为“菜篮子”工程的土地性质为“农业用地”。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公司总经理薛某找到时任沙坪坝区规划分局局长的王政。王政遂利用职务之便，擅自以沙坪坝区规划分局的名义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将该地块性质由农业用地变更为居住用地。

    薛某据此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并在２００３年７月以５３３４万元价格成功转让该土地。土地性质调整后，薛某并未向国土部门补交土地出让金。为感谢王政的多次“关照”，薛某先后送给王政共计人民币１２０万元、美元１２万元、欧元１万元。

    ２００１年，重庆一房地产公司的地块因规划调整可能丧失开发权，董事长李某找到时任沙坪坝区规划分局局长的王政，让其想办法不对该地块进行调整。于是，王政在很多场合讲政府不适于统一收购这块地，各方面的矛盾不好协调，从规划角度不好调整，终于使该宗地块的规划未进行调整。事后，李某送给王政人民币１００多万元、港币２０万元、美元２.５万元。

审批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监督

    邱道持分析认为，在城建规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尤其自由裁量权过大，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导致权力寻租的根本原因。

    比如规划法说不能擅自更改规划，但并未对“若更改规划应经过哪些程序”作出具体而严格的界定，更未对“一旦违反规定将受到何种惩处”作出明确规定。

    重庆检察机关的调查表明，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等建设规划领域成为商业贿赂案件高发区，占查办商业贿赂案件的５０％左右。

    重庆市政协常委、律师袁小彬说，调整规划目前是“封闭循环”，有的项目是主管负责人说了算，打招呼、批条子或者依据一纸政府会议纪要，缺乏公示、听证等程序。作为律师，他接触大量因调整规划而引发的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纠纷，“这不仅侵害了购房人、相邻关系人的利益，也影响社会和谐”。

    据他调查，重庆市相关规划部门在对开发商调整容积率的申请进行审批时，许多情况没有告知广大业主，也很少召开听证会听取广大业主的意见，这实际上与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也是不相符合的。

    业内人士建议，应出台详细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土地一经出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擅自更改规划设计条件确定的容积率，确需调整容积率，必须举行听证会，向社会进行公示。如果调整容积率，对于增加的容积率对应的可建筑面积部分，应当按照同期地块对应的楼面价２倍追缴土地出让金，从而以经济杠杆有效防止开发商通过肆意更改规划牟取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