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应该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够以自身独立的特色平等地与世界对话。我国经济发展提升了人们的文化自信心，重新重视自己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并乐于向外部世界展示。就事论事，事实上，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就开始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拼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从此，秘书处起草、翻译或发出的各种文件都用“汉语拼音”书写中国名称。现在，有的电视台仍在播放“Peking Welcomes You”（北京欢迎你）的英文口号，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语言文化自信心不足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的竞争力到最后往往取决于文化竞争力，文化这种“软实力”其实和经济、科技、政治等“硬实力”同等重要。

　　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作为国家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约瑟夫•奈在《硬权力与软权力》一书中说：软实力指的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及其建立有利的规则和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域的能力”。从客观上来讲，经济全球化必然伴生着某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特质，进而对传统文化及国家在文化领域的主权地位产生强烈的冲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揭示了精神生产的世界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新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文化霸权主义给我们以诸多挑战和启示。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曾一语道破“天机”，即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文化“榜样”的力量，是美国维持在世界霸权地位必须实施的战略。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美国既是工业革命时代的最后一个霸权国，同时也是信息革命时代的第一个霸权国。美国对软权力的发挥开辟了大国权力竞争的新时代。可以说，“软权力”使传统意义上“霸权”的内涵与外延同时扩大化和复杂化了。“硬权力”可以被看成是“软权力”的基础，但只是其基础的一部分；而软权力的膨胀却扩张了“硬权力”的威力，并给美国霸权披上了情与理的外衣。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巧妙，并且如果它能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手段而改变两国的强权关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自然条件上并不次于不少发达国家，但由于科技能力、教育水平、外交能力等“软权力”方面有较大的劣势，综合国力仍然落到后面。日本曾经一度被许多人看好，认为它有可能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其根据主要是增长速度、产值、投资规模、债权身份等，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缺少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另一面，结果也证明“硬权力”并不一定长期有效。

　　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同样面临着全球范围的竞争，只有先进文化才有可能在这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发展先进文化应当发展兼容并蓄，保持本土文化的优良传统与先进生产力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联系，保证人民身心健康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虽然源远流长，但也有其自身的弱点。遗憾的是，近代以来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没有成功地消除这些缺点，反而处处针对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开刀。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我国的优良传统几近命悬一线（葛剑雄：《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载于葛剑雄：《往事和近事》）。而今，8成人反对将北京国际译名定为Peking，一方面显示我国文化主权有弱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足见我国文化主权意识的觉醒，对文化进行保护的文化主权的概念和主张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