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让舆论为之哗然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东方文化圣城”和“文化副都”之类概念的虚妄无稽，不仅仅在于占地300平方公里、耗资300亿元的磅礴胆识，而且似乎更在于这个项目的来头和派头。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敢于豪迈地要求国家给钱给物建设“千秋伟业”，济宁市市长张振川敢于断然表态“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他们的所有底气并非来自孔孟之乡的所谓文化自豪，而是因为他们自信于拥有几张有意神秘化了的底牌:发改委已经对项目立项，69位两院院士签名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专门批示。

    在“标志城”推动方看来，这样的底牌足以成为抵挡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质疑的王牌，所以他们的发言和行事无不姿态高高信心满满。问题在于，真相出人意料:发改委的意见是不同意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构，要求进一步组织科学论证，更加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69名院士只是在倡议书上草草签名，并未参与项目的论证等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的要义在于“统筹规划，量力而行”。面对如此真相，那些所谓的高调和强硬其实不过是“盲目拔高，炒作概念，制造争议”，而其目的也脱离不了“地方利益博弈国家政策”的嫌疑，“歪嘴和尚念歪经”或许算是很贴切的评价。

    真相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虚假有着威力巨大的颠覆性和摧毁性，真相的出现不仅将证明虚假本身，而且将彻底地推翻一切建立在虚假基础上的假设和结论。既然山东济宁方面所自恃的底牌并不能给他们的“宏伟设想”提供支持，那么在人为的拔高重重跌落之后，在概念炒作偃旗息鼓之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何去何从，这将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所在。

    有消息说，山东当地政府听取公议将重新考虑中华文化城项目。应该说，相对于此前的强势态度，这算是一个明智的转身。不过，目前公众并没有获知当地政府考虑之后的细节信息，那么所谓的“重新”到底会有多少新意多少民意，都还有待观察。没有疑问的是，此前山东、济宁方面所满怀激情描述的、受到政协委员和公众广泛质疑的那个“标志城”项目，因为既悖逆于民意，又游离于专家建言，而且违反了来自上级的指导原则，因此它的命运只能是被抛弃。

    当然，一个地方亦有在法规授权范围内自由决策的权力，也就是说只要山东、济宁的民众与政府达成一致，“标志城”并非没有存在的余地。但这样一个“标志城”，必须放弃对全体国人的道德胁迫和思想绑架，不能以“精神家园”、“文化副都”之类的强势词汇压迫全体国民的神经。这样一个“标志城”，必须放弃对国家财政的吸附欲望和经济勒索，不能迫使全体国民为一个地方项目负担钱财。这样一个“标志城”，必须以保护遗产为主体，而不能自足于建造水泥文化垃圾。

    “标志城”事件或将成为一个标志，不是关于政绩被恢宏阐释的标志，不是关于文化被放胆谋划的标志，而应当是一个民众监督政府的标志，一个质疑规制决策的标志。而这一切，又取决于“标志城”事件的真实走向。依然如故或是改弦更张，它的意义不止于这个项目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