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在拆迁中被埋的6名民工，除一名孕妇被证实死亡、一男子在重症监护室停留9天逃出鬼门关外，仍有4人生死不明、下落不明”。其二，“一半左右的房屋被视为“违法建筑”零赔偿清除，而绵阳市有关领导指出，绵阳会客厅的拆迁安置，已是绵阳历史上最优惠政策”。

    视农民工生命如草芥，卑之贱之，生死由之。苛政如虎，以“砍头”式拆迁与民为贼，抢之掠之，断其命脉而后快之。诸如此类，层出不穷，总有冠冕堂皇的说词，总有喋喋不休的理由，我们似乎见怪不怪了。

    可就在这见怪不怪的当口，笔者却还是禁不住惊诧了，茫然了——为那故伎重演“绵阳会客厅”内置式的政府“杀人”招牌，为那命如草芥、生死无妨的农民工，为“猪狗”般拉动着“绵阳城建战车”，却置身赤贫危境的绵阳百姓。它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的，既是弱势群体之悲，也是民生涂炭之殇，更是一个“血色GDP时代”的悲哀缩影。

    笔者试问，究竟谁是“绵阳会客厅”之类“城市名片”的“客人”呢？

    农民工显然不是。他们充其量只是一批廉价劳动力，一批随便给口吃的，便会蜂拥而上“卖命”的“贱民”。事故发生，顷刻被埋于坍塌房屋之下的他们，恐怕不了解一个黑色幽默般的事实:绵阳市领导就站在“不足百米的事故现场”，“因事故发生中断了对红星村（事发现场）的视察后，他们转身赴游仙区的另一个拆迁现场，召开会议去了”--除了自己在悄悄下面等死，别无选择。或许他们至死都不明白，即使拿着命打造这张绵阳“城市名片”，却也没有资格成为这“会客厅”的客人，因为那条“烂命”本不值钱。

    与外来农民工相比，绵阳土著居民无疑更有资格成为“客人”。可“做客”的代价，却惊人巨大，乃至要以全部家当换取。

    先是几乎每户人家都接到了“违法建设责令拆除告知书”。该“告知书”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三层以上的属于‘违法建筑’，要先被拆除，一分钱的赔偿没有”， 这些村民的房屋属于“违法建筑”，责令在接到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接着“砍头”式拆迁开始上演了，“我们全家人都还在屋子里吃住，他们就在上面拆房子”。在这洪水似的“砍头”拆迁之后，另一幕如期续演:“买20亩地要480万元；而之前卖109亩地只得到390万元”--经过此番“土匪”似的行政暗箱操作之后，不显山不漏水，绵阳市政府倒是赚了个盆溢瓢满，村民却被“匪化”的政府权利掠夺得“只剩下身上的一条裤衩子”。

    农民工屡每被肆无忌惮地侵权，地方政府无视民权行使“掠夺”式非法拆迁，是近些年舆论持续关注的两个焦点话题。国务院也曾多次出台文件予以申明，保障农民工权利，改善其生存环境。对“土匪”类型以毁灭“民生”为代价的行政拆迁，更是三令五申予以警戒。在此意义上而言，绵阳市政府的“绵阳会客厅”，果然“不同凡响”:既把对农民工的侵权做到了极致，悍然无视其性命，也把“匪化”的权力发挥到了极致，就差把一贫如洗的群众拉去做“人肉包子”得了。

    在笔者看来，诸如此类，以行政高压为手段、榨取民脂民膏，乃至是断其活路为代价而打造出的 “城市名片”， 这样的“光彩”名片我们不需要，其上书写着的，不是繁荣兴盛而是字字血泪控诉的罪恶。以“会客”为而名行“杀人”之道，这样的“会客厅”我们更不需要，它充其量不过是“匪化”权力的“杀人凶器”罢了。并不美丽的“绵阳会客厅”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