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功产生的是一种积极的效果，刑法对立功行为人所体现的也是一种宽容的态度，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和减刑条件之一。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行贿人“检举”受贿人而言，受贿人“检举”行贿人的情形却极其罕有。究其原因，就是贿赂犯罪内部行贿罪与受贿罪定罪量刑的不平等。

　　在我国刑法中，在犯罪构成要件上，行贿罪较之受贿罪门槛更高，只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才能构成行贿罪，而受贿罪则无此规定。在刑事责任方面，行贿罪较之受贿罪处刑要轻，行贿罪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且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而受贿罪的最高刑是死刑。这反映了我国严惩受贿而宽容行贿的立法取向。

　　这样一来，即使是明显地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贿人，甚至是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的人，也可以利用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的“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规定，以检举揭发受贿人为名，轻而易举地不受处罚。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更是充分利用刑法的这个规定，动员行贿人检举揭发受贿人。其结果就是，行贿越来越盛行，贿赂犯罪也随之愈演愈烈。

　　从国际公约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实践来看，对行贿罪与受贿罪一视同仁是较为普遍的做法。我国刑法对行贿的宽容，正是忽视了行贿行为对贿赂犯罪的动因作用和本源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立法使贿赂者（包括行贿与受贿者）处于“囚徒困境”，即对行贿受贿实行同罪同罚，无论是行贿者还是受贿者，只要是主动交代犯罪事实，都可以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其结果必然是，不但是受贿人因担心行贿人的“检举”而不敢受贿，行贿人也会因担心受贿人的“检举”而不敢行贿，双方还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形成相互不信任、相互“检举”的局面，由于受贿者也能从“检举”中获得利益，贿赂犯罪暗数必然将大为降低，从而有利于实现对贿赂犯罪的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