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两会时，周一波曾参与了“把祭祀黄帝上升为国家级的大典”的提案。按照周一波的逻辑，既然黄帝应实行国家公祭，那“炎黄”二字不分家的炎帝也没有置于一旁的道理，事实上，此前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株洲炎帝陵管理局副局长谭艳也向大会递交过一份《关于炎帝陵公祭由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牵头组织，邀请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建议》。如此以来，更多累累功勋的先祖似乎都有国家公祭的必要，如此又如何是好呢？

    各敲各的锣，各唱各的调。像这样打着各种旗号，大肆开展公祭活动的不乏其数。除了上面所讲的祭炎帝黄帝，还有祭大禹、祭伏羲、祭诸葛亮、祭包公、祭武则天、祭柳下惠，无所不祭。规模大点的已攀至省级，低的至少县级。叫人匪夷所思的是，去年全国贫困县湖北竹山也勒紧裤带举行大典，公祭“华夏始祖、东方圣母”女娲。

    公祭之风久刮不衰，无非顺应了一些地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经济发展套路，具体来讲，一是促进旅游。比如竹山县虽然年财政收入刚过亿元，却已投资1500多万元，塑造了18米高的女娲雕像，建起了女娲祭坛、圣母亭、问天阁等景观，建造了“中华母亲山”标志石。此外，县里还计划投入1亿元，把女娲山打造成4A级风景区；二是招商。一些开展公祭活动的地方，往往伴随着庞大的招商活动，一些地方领导也将公祭招商等数据赫然列入政绩之中。

    不可否认，早先的公祭带有一定相对单纯的文化色彩。那时改革开放不久，对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侨来讲，他们对祖国文化有着深深的眷念之情，也缘于生活环境习惯使然，他们跪拜先祖，寻根索源、谒祖归宗，顺带为祖国发展作些贡献。然而，时至今日，这种文化的气息已经深深地湮没于“公祭经济”的喧嚣之中。也正缘于“公祭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许多地方都在挖空心思翻名人找古迹，哪怕牵强附会也在所不惜，所以才会有一个诸葛亮数家争，一个花木兰众人抢的奇特景观。对于挖到名人的，则绞尽脑汁扩大影响，总想把大典的声势再搞大点，尽量扩大影响，好出类拔萃，好为地方名声或者经济争得彩头。在其它办法逐渐穷尽的时候，欲把地方公祭升格为国家公祭大典也就成了必然。

    发展经济无可指责，祭祀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民间风俗，上升到政府乃至国家行为层面，并不能真正改变此举穿着文化的外衣实际是经济里子的本质。更主要的是，这样大肆烧钱搞文化秀，既容易造成旅游重复建设，也不利于财政资源的节约。还有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所担忧的那样，在公祭热的背后，一些地方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却往往因为资金欠缺而无法解决，二者形成的强烈反差，不知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