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想提出的一个观点是：精神的问题主要地要通过物质的手段去解决，用精神手段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比如信仰，共产党人是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但如果干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却连肚子都吃不饱，你如何要求人们信仰它？邓小平了不起，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他引导全党将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着手从物质途径解决信仰问题，效果有目共睹。

    再比如热爱祖国，首先我们要设法使祖国可爱，让人活得舒适、舒畅、有尊严、有自由，让人感到祖国的温暖。如果瞎来一气，物质极端匮乏，饿殍遍地，那么，人们为了求生，只能远走他乡，挡是挡不住的。如果不尊重人的尊严和人格，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人们就会逃之夭夭。宣扬屈原的爱国情怀是必要的，但不能以此要求芸芸众生，从而形成全民族的共同精神。清朝有许多苦力为了谋生而飘洋过海，他们无时无刻不思念着祖国，但当他们在外边受到迫害时，清廷却不予理睬，还说活该，谁让你出走。这样如何能让人感到祖国的温暖而热爱她？

    又比如诚信，首先要建立一种机制，遏制不诚信行为，让不诚信的人因此付出沉重代价。国家干部以及公众人物必须自律，做诚信的好榜样。如果做干部的能说会道、欺上瞒下却能步步高升，如果公众人物做虚假广告，被揭穿后还态度傲慢，社会不封杀他，还让他继续风光，吃香的喝辣的，那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机制，不诚信能得到好处，诚信等于傻冒，等于无能。这样，谁还将诚信当作一回事情？

    即使是炫耀性消费，也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提高全民族的生活水平，并抑制贫富差距，限制官员的权力等等手段去解决。人人都过上了体面生活，在社会观念是人人平等，你炫耀给谁看？看北欧诸国，那里的人就不炫耀官位和财富，女王也好，总统总理也好，都能以平民身份出现于闹市，不张扬，不招摇，大家也习以为常。

    又比如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浮躁、急躁、愤懑、不平之气，那是因为没有建立起良好的经济秩序。没有严肃的游戏规则，才产生一种哄抢心理，不拿白不拿、不骗白不骗、有了今天没有明天，“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如果不解决产生这类心理的物质基础，即制度法纪，说得口干舌燥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总而言之，首先要增加社会财富，建立社会公平机制，遏制贫富差距，严肃法纪，限制权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精神领域里的种种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教育的作用，而是强调教育所能起的只是辅助作用，如果物质层面的问题，制度层面的问题不解决，教育就会如逆水行舟，事倍而功半。

    遗憾的是，我国的传统是用精神手段解决精神问题，这是儒学和佛教的核心。儒学要求人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吾日三省吾身”。佛教强调坐禅面壁，明心见性。“文革”时要求人们早请示晚汇报、“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效果如何？事实俱在，只要翻翻历史就可以知道了。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在理论上与此不良传统决裂了。

    更可笑的是，还有人企图通过另类物质途径解决精神领域里的问题，即用钢筋水泥建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时提出“推进中华文化城建设，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有希望成功的事情，居然可以通过建一座新城来完成，无异于天方夜谭，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据说理由是，济宁市是儒学的发祥地。那么，建一座新城就能弘扬儒学了吗？再进一步，弘扬了儒学，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构筑成功了吗？请听济宁市市长张振川的发言：“允许有争论，但标志城肯定要建。”一言九鼎，王者风范。那意思是，决策权在我，给你言论自由就不错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这恰恰是儒学的精神，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由臣的样子，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我当官，就要拍板，你们做老百姓的，七嘴八舌可以允许，但不能限制我的决策权。这句话里，你品不出一丝民主意识。那么，我们究竟要建设什么样的精神家园？难道民主意识不应该成为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重要内容吗？如此高级的干部，以如此低下的马列主义水平来对待如此重大的问题，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哀吗？不过，也许人家心里真正想的是别的东西，所谓打造精神家园云云不过是一种说辞而已。如果这样，那就是另一码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