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的印象中，公祭潮流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最初的公祭，仅局限于几个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的地点，比如黄帝之于黄陵、炎帝之于炎陵。其发起者看好这些带有“寻根”色彩的活动对海外华人的吸引力，并试图借此吸引“荣归故里”的海外商人在当地投资兴业。1990年以后，公祭这一形式在更多地方蔓延开来，修复“圣王故迹”，推动公祭活动，吸纳海外华人投资，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共识”。

    水有源，树有根。采取适当的形式祭拜祖先，扩大影响力、吸引投资，以增加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是用不着人们来说三道四的。但眼下不少地方的公祭已明显超越了当地的经济实力——陕西黄帝陵总共进行了两次整修，共投资2.8亿元；郑州市和新郑市计划投入3.5亿元，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改扩建；湖北省十堰市的国家级贫困县竹山县号称投入1500万，塑造了18米高的女娲雕像……

    公祭活动不仅排场大，公祭的档次也越来越高，公祭的对象也越来越滥——一些祭祀活动纷纷向“国字号”进军；公祭级别从省到市到县均有；公祭规模不仅有“海内外华人”参加、各级官员出席、大批专家研讨，还有众多明星捧场……一些实在与“三皇五帝”扯不上关系的，便退而求其次，把屈原、司马迁、蔡伦、李白等历史名人，甚至神话传说中补天的女娲，民间传说中哭倒长城的孟姜女等，也一一供上了祭台。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些地方官员之所以热衷公祭活动，多是缘于扭曲的政绩冲动和浮躁心理。在一些领导干部眼里，深入基层调研、抗旱救灾、扶贫济困、修桥筑路，把钱用在最急需的地方，这样的“潜绩”虽然能让群众得实惠，但上级领导却没法看见。相反，“公祭搭台，经济唱戏”，邀星捧场、迎来送往，电视上有声有影，报纸上有形有文，这样的“显绩”谁不趋之若骛？“花百姓的钱，露当官的脸”，这样的平台谁肯放弃？

    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原本充满文化味，历史感的公祭，日渐充满了功利色彩，异化成了一些领导干部“比面子”，“赛政绩”、邀功请赏的道具，导演了一幕幕荒诞闹剧——在老祖宗留下了可以公祭资本的地方，地方政府当然热情高涨，在充分“挖掘”中不断提升公祭档次和规模，而那些没有资本可以公祭的地方，也在本乡本土中寻找能够“弘扬中华文化”的古代先贤们的踪影，一旦发现蛛丝马迹，便立即拨出巨款修庙立碑，调动人马排演“古乐古舞”，向四方发出海贴，邀各路人马前来行三叩九拜之礼……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祖先”争夺战也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瓜分”了伏羲；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肢解”炎帝；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一起“争夺”舜帝；同一个诸葛亮，山东临沂祭，湖北襄樊祭，陕西汉中祭，诞辰祭、逝世祭、出山祭，祭祀活动在不同的地方多次上演……

    由于文化的“高台”搭得太离谱，经济的“大戏”肯定也没法唱好，只会制造虚假的文化记忆，糟蹋文化。在不少地方，除了“花了一堆糊涂钱，留下一堆仿古建筑”，带来一时的关注和片刻喧嚣之外，究竟招来了多少商，引来了多少资，是否拉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老百姓从中得到几许实惠，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糊涂数字而已。  

    在我看来，传统文化的弘扬，不是源自几次规模宏大的公祭，而是来自细水长流、日积月累。竞相上马、持续升温、泛滥成灾、劳民伤财的“公祭”活动，不仅偏离了建立节约型社会、关怀民生的导向，也招来了“到处是祖宗，该拜哪一个”之讥，是构建和谐节约型社会最不和谐的音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公祭活动应该属于民间行为，不宜由政府来主持。一旦变成了政府行为，在挤压民间社会空间的同时，相互攀比，“前赴后继”等积弊粉墨登场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务之急，各级党委、政府应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加强对公祭活动的审批和管理，对那些华而不实、滥竽充数、加重企业负担、百姓不欢迎的公祭活动应坚决砍掉，对那些借公祭活动“花老百姓的钱，露当官的脸”的行为要及时审计、严肃查处。只要政府部门退出公祭活动，只要上级领导以身作则，只要“高压线”真正带上“高压电”，变“下不为例”为“现不为例”，及时杀几只撞红灯的“鸡”给“猴”看，披着文化外壳唱发展大戏、忽悠民众的“公祭热”还会这么火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