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透露的消息称，3月31日集体返航事件第三天，东航云南公司即召集飞行员会议，劳资双方达成一定的协议，同时发放之前拖欠的住房补贴等各项补贴。于是，所有参与返航事件的飞行员已执行飞行任务，并全部改口称返航是天气原因（《重庆晨报》4月5日）。尽管此事件有待权威部门进一步核证，但公众也直言不讳指出个中诸多疑点：为何在事发前没有向旅客发出安民告示？为何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没向公众作出说明？

    此事之所以引发“全国共讨之”，是因为飞行员“置数以千计的旅客利益为儿戏”。尽管有着飞行员与航空公司之间劳资矛盾，但这充其量只是航空公司内部矛盾，决不能成为众多飞行员返航的过硬理由。18个航班一起返航，就是漠视公众利益行为。飞行员把他们与公司的劳资矛盾凌驾于数以千计旅客头上，这恐怕是公众不能理解接受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劳资矛盾永远存在。问题在于，发生劳资矛盾决不能把公众利益当成发泄工具，这应是公共服务行业起码的道德底线，也是民主法治社会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令人遗憾的是，东航的飞行员却对此置之不理。

    类似事件在东航也不止一次。2006年6月15日，由于欲办离职手续未获公司批准，东航青岛分公司6名飞行员在东航上海总部开始为期5天的“绝食”抗议，此事曾引发震动。（《广州日报》2006年6月21日、《羊城晚报》2006年6月21日）

    反观此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且有一出严重一出之势，人们在反思，这是为什么？有评论称，是航空公司内部协商利益机制不完善；还有说是国际先进管理未能迅速引进等，这些都不无道理。但依笔者看，市场经济中为了留住人才，运用高福利高工资待遇有着合理的成分，但高待遇成了唯一条件就会走向极端。为争高福利，一些单位的所谓“人才”既不讲人格也不讲职业操守。反思东航这几次事件，不能不反思在职业道德教育方面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