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

    法治精神既是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律的基本价值---程序、人权、正义、效益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

    （一）法治精神所维系的秩序是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

    “ 秩序”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现象，它包括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法治精神所维护的秩序主要是指社会秩序，是一种有序的社会状态，这种有序性是通过正常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社会结构的有序性、事件运行的规范性、事物发展的程序性、事件的可预测性等表现出来。达到某种程序，既是法治精神的目标和结果，也是检验是否履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秩序本身就是在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是法治精神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

    和谐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和必要条件是安定有序。和谐是一种有序的状态，和谐社会必定是运行有序的社会，社会运行有序体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种方面都有章可循，社会纠偏机制能够及时发挥作用。一个社会安定有序，本身就是不同利益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表现。因此，秩序构成了人类理想的要素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它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社会的和谐除了要有稳定安宁的政治环境，还要有运行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秩序是建立在现代的动态相对稳定上，即在现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这种稳定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

    良好的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的功能和使命就是通过有效地解决、防止纠纷来形成和维持秩序。第一，法治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这种差异在丰富社会生活内容的同时，也容易造成人们之间的冲突和混乱，如果有大量的社会冲突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社会秩序就无法形成，更谈不上社会和谐。法治精神为控制无序与混乱不仅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来协调、支配和控制人们的行为：还设定了独立的司法机构、仲裁机构，由其运用特定的法律规则解决纠纷，并且用国家强制力来作保障裁判的效力。第二，法治能有效地预防纠纷的发生。法律不是万能的，因为它不可能防止任何具体纠纷的发生。但是，它可以降低它们发生的概率，从而使实际发生的纠纷在总量和冲突烈变上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激增，法律以其特有的强制力和威慑力预防和消除种种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缓和矛盾，防止纠纷发生，保证社会正常有序地运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秩序保障。

    （二）法治精神所要求的人权保障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人权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去理解，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它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即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它描述一种制度安排，利益得到法律的保护，选择受到法律效力的保障，商品和机遇在有保障的基础上进行供给；人权更是一种实有权利，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它的实现除了信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还要有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和谐社会形成的基础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一个和谐的社会最基础的东西就是尊重人权。社会是由不同个人、群体、阶层构成的，在这个共存共生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学会协调、合作和互助，这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原则。人类能够更好地同生共存的基础在于人们享有其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比如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这些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因而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与遵守，社会通过自由、平等与竞争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从而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一个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使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成为社会的积极主体，让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具有和谐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因而，和谐社会必然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之上。没有人权的普遍实现，就没有真正的社会和谐；人权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就无社会的和谐。

    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人类法治精神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因它作为法治精神的价值取向，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可能由理论变成现实。其中，法治对人权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法治为人权的实现提供法律依据。人权在本质上属于国家内部管辖问题，如果得不到法治的确认与保障，人权便无法实现。只有通过一国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在人权受到侵犯的时候，才能依法受到保护，才能依法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予以制裁；法治规定一套严格、完备、科学合理的司法救济程序，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明确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其次，法治为人权的实现提供了相关的体制、机制保障。人权的实现必然要求建立保障人权的体制，必然要求有一个实现人权的运行机制，而这种体制、机制，也只有依靠法治才能予以建立。因此，从实现人权的角度讲，法治精神的作用体现在使公民的人权得到尊重与保障，不受非法侵害或受到非法侵害后能得到公正有效的司法救济，从人的内在需要出发规范、调整和引导人们的自觉的行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重要基础。

    （三）法治精神所维护的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

    在伦理学意义上，正义要求人们各得其所，满足其合理、公正的需要和要求；在政治、经济上，正义指一种与社会发展的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合理需要和利益的制度，它的实现与否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正义。法与正义具有不可分性，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之一在于实现正义。维护公平与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人类社会是一个利益互动的社会，利益使我们人类社会既存利益有着一致性，又处处充满着冲突。防止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就是使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得到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如果有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矛盾的剧烈，直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所以，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法治是实现正义的有效方式。社会生活中正义仅仅靠个人的美德不足以维持，必须依靠法治来促进；人们的基本合理需要和利益能否得到保证，也取决于法治能否得到运用。正义作为法治精神的宗旨和目的，其本身就蕴藏于法治精神的丰富内涵之中，法治只有实现全面正义才能找到其合理的位置。和谐社会的基本形式是人与人的和谐，其核心的问题是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平地分配社会权益，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我们今天所追求的公平正义，主要是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一套正义的原则来指导社会适当地分配利益和负担。法治精神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指导分配的正义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具体化为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法不仅可以为和平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而且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最终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成为资源分配公平，群体利益均衡，人际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

    （四）法治精神所追求的效益是和谐社会形成的目的

    效益的基本含义从经济学上看就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业，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一个有效益的社会，就是能够以同样的投入取得比别的社会更多的有用产品，创造更多财富和价值的社会，亦即自然、社会和人文资源优化的社会。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责无旁贷地负有这样的经济与社会宗旨：有利于人的解放与发展，有利于生产力的进步与提高，有利于社会资源的保护、合理的配置及高效利用。因此，法治精神必须把效率作为法律应有的价值取向。

    二、和谐社会中法治精神培养的构想

    （一）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树立法律信仰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他将形同虚设”。在法律工具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事法律的人，也象从事经济的人一样，被人看成了压抑其梦想、信念和情感，不关心终极目的，一味任用理智的怪物。”这在无形中导致了宪政体制下的公民与作为法律主体的职业法律工作者之间的隔阂。传统的“厌讼”思想的形成，其根源在于统治者长期以来片面的追求法律的权威。在这里，法律的权威值得思考。因为对一个社会的法律渊源来说，唯其受到人的信仰才有权威，而法律只有权威才值得人们信仰，把这一难题推到法治的操作中也会出现两难选择，是首先树立法律的信仰，还是树立法律的权威呢？问题很清楚，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即使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法治也难以得到实现，但法律没有权威，法律信仰难以确立，法治也不会实现。尤其是我国目前的现状更值得寻味。因为人们会感到法律的执行和政策的稳定性没有保证，法律并没有权威，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信任法律。例如在一些垄断性行业中存在一些霸王条款，这在影响企业品牌的同时更大程度上导致的是人们对法规和行业内部规定的质疑。看来，解决这一矛盾非得双管齐下不可。法律的权威必须树立，这需要立法的保护，更需要各种行为主体自觉守法，接受法律约束，尤其掌握权力的机关和个人更应当带头守法，把法律不仅当成手段，也当成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最后达到对法律的信仰，自觉地培养自己的法律精神。

    做好法律的宣传工作。作为法律消费的主体，对于公民的法律宣传不可忽视。重视法律传播和法律教育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明代朱元璋在审阅《律令直解》时就曾反复叮嘱官吏：“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直解其意，颁布之郡县，使之家喻户晓。”清代壅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则强调，“平居将分布告窗法律，条分缕析，讲明意义，见法知惧，观律怀刑”。为了贯彻市民学法、知法，守法，《大明律》和《大清律例》都在“吏律”中明确规定了“讲读律令”的具体要求。近代中国，普法工作也被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树立现代法治理念，要求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同时不可忽略对法律消费主体的法律宣传和教育。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普法工作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法律宣传应当重实效和长期性，具体而言应当做到：第一，法律公示的具体化。随着近年来立法速度的加快，新法的颁布和实施也成为人们议论越来越多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级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陆续实施。如此多的法规实施要求政府不能仅做出简单的公示，还要求我们的媒体以及法律宣传部门能够针对各部法律做出简要的解读，以使得公民能够理解新法的法律精神。因为从公众角度来说，一定程度地了解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基础。第二，加大法律宣传机构的建设。对法律宣传印象，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在3?15（消费者权利保护日），4?22（世界法律日）等几个简单的日子里进行的一些惯常的法律咨询活动，这暴露了我国法律宣传阶段性、短期性的缺点，这其中有其客观原因，法律宣传机构有责无权，有人无编，设施缺乏，经费不足，从而制约了普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因而必须加强对普法办事机构的建设项目。第三，文明执法，做好法律处罚的解释工作。法律宣传事实上是和司法、执法等各个环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司法服务观念的确立，文明执法工作的开展在客观上都对法律的宣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行政处罚的过程中，需要和被处罚人做好解释工作，告诉其违反了哪条具体的法律规定，并对被处罚人的疑问进行必要的解答。这是因为，在执法的过程中，执法人员和受罚者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执法人员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在其具体的执法部门，是专业的法律人，对其部门内的法律规定是明确而精通的，而作为被处罚人而言，其违法行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及时地做好执法中的法律解释工作有利于公民理解执法工作，并在客观上起到对部门法律的宣传工作。

    （三）加强法律教育，培养专门人才

    法律教育的目标不外乎两个：一是为法律行业培养新人；一是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评论法国的法律教育时这样说：“法律并不纯粹是一种专业训练的对象，而是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清晰地思维、透彻的表达以及练习修辞技巧的一个领域。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法国法律教学内容常常只是净化了的原则，它无须为寻找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手段而困扰。但是，以这种一般化的、非实践的，甚至是‘书本的’方式学习法律却是深化那些将来准备成为法律家的年轻人知识的一种有效方式。”中国以往的法学教育存在一种将总体的法律知识视做一种普遍适用的知识倾向，而随着市场的经济发展和法律消费体制的建立，公民对于法律服务的要求往往并不是单一的普适性知识而是根据其实际支付能力和具体个案而又各有不同。对于中国的法学教育，这里借鉴苏力先生的几个基本信念：“一是法律是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无法分离的，因此，作为总体的法律来说，我不承认有什么单一的、普适的法律。其次，法律是世俗的，是要回答和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的，而不是一套说着好听、看着不错的逻辑或话语。因此，中国的法学教育必须回答中国社会的需要，要生产中国社会需要和对路产品。第三，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暑期市场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中国无疑需要大量与市场经济和都市生活相适应的法律。但是中国还有一个广阔“农村”，大量的熟人社会，因此，这个转型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这种现实，而且，如果考虑到现代化可能带来的某些弱点，似乎也未必应当彻底改变。因此，转型期的中国法律教育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