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与一些经济学家观点之不同，不仅在于某种预测是否理性，是否符合实际，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更在于眼界之宽窄，尤其是人民性人文关怀情结有无的根本不同。从他直陈国企改制变成了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指出“缺乏信托责任已是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并被业界称为“郎监管”，再到“楼市无拐点”，充分展示了郎咸平敢于直言的风格。

    何以远离中国内地经济的郎咸平能够洞若观火，除了在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领域享有国际盛誉，对相关经济问题能做出符合学理的解释和证明外，我以为关键在于，郎教授置身于利益格局之外，才能从学者的良知出发，敢于做一个“早叫的公鸡”，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而不是“口将言而嗫嚅”，或亡顾左右而言他，不敢有所担当不说，有的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比如什么“中国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个税“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医生收红包可令医患关系更和谐”，以及“互联网上说什么的都有”，要有勇气顶住“互联网的压力”等。

    这也让人想起了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关于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当头棒喝。问题不单在于“还能相信谁”，而是一些经济学家靠近决策机关，一些人为决策层所倚重。作为社会的良知和政府的智慧库，其立场观点一旦发生根本性偏离，就可能直接导致决策依据的偏颇和失误。当下房地产业的“拐点论”、“股市无危机论”，就有可能动摇政府打击寻租腐败的坚定信心，误导决策层的决策，其结果害莫大焉。

    中国的有些学者不是缺乏智慧，而是没有良心。我们当牢记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警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