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跟着油价的脚步，国际粮食价格也掀起了一轮上涨高潮，世界银行发表报告说，过去3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在粮价暴涨的背后，全球粮食储备正在大量减少，联合国统计目前全球粮食储备已降到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应该会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是片中的现实却是：因为种子、化肥的价格上涨，农民们非但没能从粮价上涨中真正获益，反而因为种地没有收益而丧失了种粮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出台的处罚措施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粮价上涨，农民却不愿种粮的怪圈，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大麻烦。

    民为国之根，农为民之本，农村稳则天下稳。学界一直认为，农民之所以外出打工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推力与城市廉价劳动力需求的拉力，形成推拉合力使然。然而，根据笔者多年的农村调查发现，除了南方及山区的外出打工者存在地少人多的压力外，绝大多数平原地区农村非但不存在无地可种问题，反而出现大量有地不种的现象，造成大片可耕地撂荒。由于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目前尚处于向工业化转化的最后阶段，如何把握并处理好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应该更为关键。

    城镇越来越现代化，但是农村在衰退，那么更多的农村人口会进城务工经商，但是城镇社会又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在城镇社会的边缘生存着，既对城镇社会的秩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推迟了农村的健康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用一个“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说明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农民流入城市，城市现代产业不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致使大批进入城市的无业农民，不能完全被城市产业所吸纳，被阻挡在了现代工业化进程之外，不得不流离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城市对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是“排斥”而不是“同化”，就业歧视、身份歧视导致不公平问题。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在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在中国，这样一种局面是一个难以破解的困局。

    重庆11%耕地不再种粮，留下的隐患是“粮荒”日益逼近。任何治理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都要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国家主导社会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特点。靠农村自身建设建不好农村，要想城市支援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当前的工作是要取消户籍，加大城镇化进程，尤其注重中小型城镇的发展。农业也是一个产业，农业产业化可为农民的非农化提供出路。解决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的难题，除了让农民被动的适应现有的城镇，更重要的是让农村焕发出新农村的光彩，实现其自身的“城镇化”，为农民非农化提供空间。

    如何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缩短甚至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农村道路，是目前亟需探索和实践的主题。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口的素质，也就是说，要有教育的水平、创新的水平。农民非农化，就首先必须使之知识化，使农民具备非农化的内在条件。我国经济已经走上信息化关键时期，农民科技文化水平的高低在实现农村小康过程中的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让农村劳动力升值，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