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多、公开少，曾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点。长期以来，我们只有保密法，而没有信息公开法，致使公民无法了解政府信息，因为“不公开是惯例，公开是例外”。在改革开放之前，即便是像唐山大地震这样的重大自然灾害，公开发布的信息也仅限于抗震救灾。

　　然而，一个国家的秘密越多，并不意味着就越安全。因为在信息化社会，公众的信息越闭塞，行动的风险就越大。让一部分国家秘密进入公共领域，反映了政府的开放与自信，体现了对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一位名人说过：“让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国家必然安然无恙。”尽管任何国家的信息公开都有一定的范围和限制，但是，作为人民的政府，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应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从本质上说，政务信息是一种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而不是一种垄断资源。在一个封闭的社会，政府往往将政务公开作为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公民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没有人敢要求政府公开什么；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政务公开是政府的一种法定义务，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除了政府主动公开的信息外，公民可以依法申请公开其他公共信息，政府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要受到追究。因此，“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将从根本上改变政府部门的工作思路和方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扩大了公众了解政府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扩展了公民的知情权。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是以对政府信息的知情为前提的。只有政务公开，让公众获取充足的信息，才能激发公众的社会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过去，有的官员担心公众知情太多，会引起社会恐慌和混乱。例如，在非典灾难、松花江污染等突发公共事件中，有的官员错误地隐瞒事实真相，结果引起了更大的恐慌。事实证明，政府只有最大限度地公开信息，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才能唤起民众的力量。

　　信息公开也是最好的政治“防腐剂”。政府秘密越多，信息越垄断，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大。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欺诈失信等腐败现象，大都是“暗箱操作”所导致的。过去，很多官员习惯于能不公开就不公开，原因就在于此。而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除了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则上都应向社会公开。这就意味着，在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所有阴暗的角落都将被阳光照亮。这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契机，在法治力量的推动下，我们的政府向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迈进的步伐将更大。

　　当然，信息公开只是迈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如何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公民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才刚刚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