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71疫情曝光不久，随后传出了即将蔓延的消息，旋即有关部门站出来煞有介事地辟谣，但事态的发展似乎比“谣言”更严重：据官方5月2日发布的消息，阜阳一市的EV71感染病例数，已激增至3736例。而广东、河南、湖北、陕西、浙江以等地区，也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疫情。这一切似乎还只是序曲，专家们称“六七月份才是EV71的高发季节”。

    在此背景之下，卫生部成立手足口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划定职责、明确分工，摆出了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我们自然不难理解，甚至视之为“受命于危难之中”的“义举”也能说得通。但是，一个防控工作小组的出现，并不能使我们感到远离灾难的轻松，面对着一个个死于非命的幼儿，我们更没有鼓掌的勇气。

    医疗事业积弊重重，这已是公开的“秘密”，陈竺先生连任卫生部长之时，于记者发布会上曾如是自勉道：“准备再挨骂20年”。听着惊世的“豪言壮语”，看着忽忽悠悠的医改“太极拳”，公众实在不知道：所谓医疗改革，究竟是我们改革了医疗——使其更加公平、合理地履行公共卫生职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还是医疗改革了我们——使得我们日渐疲于关注、疲于言说，默认回到了“生死安于天命”的远古时代？

    亟待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这被我们视作从SARS危机中汲取的基本教训。或许一次教训是不够深刻的，所以EV71病毒也来“捧场”了。姑且不论在这又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各地卫生部门至今的反应是否够快、够灵敏，或者追问于几年之后历史重演的今天——我们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又是否更加健全，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反思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亦即有多少问题原本就不必动用应急机制？非常态的它，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作用究竟几何？

    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也是一个公众心知肚明的问题。毋庸讳言，之所以频繁地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千疮百孔的医疗体制难辞其咎。冷观“准备再挨骂20年”的可怕医改，如果说它在增进本国卫生事业的公共性方面有什么“贡献”之处的话，首当其冲者，即是导演了层出不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公共卫生不公共、医疗改革不改革的结出的“恶之花”，它们为疫情的蔓延提供了比生物环境更为重要的人为因素。

    而以此为前提，频繁、被动地启用非常态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固然可以“秀”一番“兢兢业业”的救火姿态，却难以掩盖两个事实真相：其一，医疗体制本身的失语、医疗改革的黔驴技穷。其二，公众生命财产遭遇无形剥夺、国家蒙受巨大损失。

    我们相信，即使猖獗如SARS，在卫生部强大的应急阵容面前，EV71也会望而却步，备经SARS考验的国人，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迎接“黑色六七月”。但是，我们也务必认识到：有种病毒比EV71，甚至是比SARS更可怕，它存在于卫生部本身，隐藏于医疗体制的骨髓里，如果不能对它及时清除，临时搭起来的“手足口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不妨改成常设机构好了，以便天天“救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