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席”不是个新东西，小学老师就常让我们在教室内外罚站，那估计是最早的“迟到席”；政府部门设“迟到席”也不是汉中市政府的首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湖北省财政厅为了整顿会风就设立过“迟到席”，从此以后，各地各政府部门的“迟到席”层出不穷。二十年过去了，湖北省财政厅的会风是否好转我们不得而知，但整体而言，整个政府部门的会风似乎并未有多大改善：这不，开会打瞌睡的、看报纸的、嗑瓜子的、迟到的、缺席的到现在还是新闻，相关新闻甚至还出现在了一些地方的“两会”上。

    设置“迟到席”看似一个不错的主意：官员们迟到了，坐在了“迟到席”上，成了“众矢之的”，官员们感觉 “汗颜了”、“错了”，以后也就不会迟到了。这一逻辑推导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如果坐上“迟到席”，官员们是否就会感觉“汗颜了”、“错了”呢？显然，没有这个前提，“迟到席”便会形同虚设。事实上，一些官员连卖官买官、玩女人、贪污受贿都可以当成吹嘘的谈资，更何况小小的开会迟到呢——受贿几千万、追杀举报人、自认未引起民愤的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可谓此类官员中的典型代表。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八荣八耻”，可谓字字珠玑，不仅点出了中国社会的要害，也为重构中华民族的荣辱观、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有着强烈耻感意识的民族，但改革开放至今，耻感意识却受到普遍地解构与腐蚀。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构社会公众特别是政府官员的荣辱观，显然不仅是呼吁倡导便能完成的任务，它必须有外在力量的推动与制约。

    新加坡人大多能以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为耻，那是因为他们有残酷的鞭刑；我们大学的一个老师上课迟到十分钟，一个学期都抬不起头来，那是因为迟到5分钟要停课反省一学期……事实上，没有外力束缚与震慑，问题便不会被重视，当事人也不会因此产生自我约束的压力；同样，没有严格的“问责”，官员们也不会对大事小事产生耻感：如果没有公众的口水与板砖，没有责任追究，即使坐在“迟到席”上，官员们估计只会是一笑而过，旁观者也会不以为然。

    只有在严格的行政问责和公众问责之下，官员才会形成耻感；只有官员们拥有耻感之后，才会把卖官买官、玩女人、贪污受贿当成耻辱，才会为开会打瞌睡、看报纸、嗑瓜子、迟到、缺席等“汗颜”。可惜，汉中市政府设置了“迟到席”，却似乎并未试图追究迟到者的责任：没有“问责”的耻感是虚妄的，而耻感缺失的“迟到席”必将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