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出现，更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正因为大学有不朽的精神存在，大学才得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眼下的争议是，大学已非一独立研究学问之地，不再是一独立的“学人之社会”，而成为大社会知识工业的神经中枢。今日，大学之最流行的形象已不是“象牙塔”，而是众望所归的“服务站”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洛韦尔所说，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总是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来上来讲，它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有人质疑，眼下大学校园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教授们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纠缠不清，学术研究被异化为“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难怪香港学者郭绍棠教授在考察内地多所高校后，忍不住就提高大学教师的质量提出诚恳意见：非教师的行政人员不应评定学术职称，以维护学术职称的尊严。也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并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不要做官，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在面对这样的难题时，哈贝马斯的解决之道是，承认大学的功能，但也捍卫大学的理念，即科学统一不能建立在一门超越科学的科学也就是哲学之上，而只能建立在各门科学共享的合理交往或论辩之上。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如何加大理论知识贡献的力度，一方面尽可能地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另一方面能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实问题。

    反思“大学围着市场转”的思想，我们有理由坚信，重塑大学精神，以此为据彻底反省，是大学获得新的生命力的必由之路。大学精神寓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中，必须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具备超然的独立自主地位，一定程度上超越世俗社会，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完成独立地位的回归。我国大学要想回到健康发展轨道，需要重新认识久违了的大学传统精神，重温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机制问题不解决，大学衙门化现象短期内解决无望。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改革，不能囿于大学自身的变革，还需辅以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革新，才能彻底根除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并最终还学界以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