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仅有5天时间，如果减去3天的小长假，可以说在两天之内《条例》就面临了公众的考验，这恐怕是政府部门始料未及的，这也消除了一些论者对推动《条例》的公民自觉的担忧。显然，对于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从来就不缺乏自下而上的公众推动力，反而是政府部门自上而下推动的勇气和执行能力让人放心不下。

    黄由俭们的底气来自于《条例》的实施，他们仔细阅读了条例，请教了律师，撰写了规范的申请报告，申请政府部门公开“县建设局撤销原县自来水公司”的调查报告。然而，接到报告的政府官员先是“一愣”、然后是“当场拒绝”，理由是“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从这“一愣”、“当场拒绝”和“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中，我们会发现，虽然经过了一年多的准备，一些政府官员对严格遵守、执行《条例》并未做好真正的思想准备，还在延续“我想公开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的老思路。

    据说，是由于时间紧迫，政府部门许多配套工作还没有做好，比如各类政府信息的收集整理、负责此项工作干部的培训、政府信息公布平台的搭建等。更为难堪的是，连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政府信息公开应该由谁来负责，或者“不知所措”、或者推脱需要“向领导请示”、或者按照老办法把群众推给信访部门——思想上都没有准备好，行动上没有做好准备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群众“不清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该找哪个部门”，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正如有论者所言：《条例》最大的亮点，是将信息公开变成了政府的法定义务。这一根本转折显示了中国打造“阳光政府”的勇气，是继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之后政府改革的“第三次重大革命”。然而，光说不练假把式，《条例》是个好法规，公开是个好事情，但若政府部门不能切实履行职责，把政府信息公开落到实处，再好的《条例》也只会是还是蜃楼。

    “政府信息不公开”第一案的价值在于：通过司法的形式，厘清政府部门的责任以及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的界限；通过法庭的控辩，保障当事人的利益，树立司法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权威；通过司法的公正裁判体现法治精神，兑现政府通过法规形式向公众的承诺。践行《条例》的各项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从一件件“小事”开始，以积跬步成千里的方式来实现政府信息的公开。从这一点上看，汝城“政府信息不公开”第一案能否解决好显然具有标本意义，值得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