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生效之日，上海律师严义明向安徽省卫生厅、阜阳市政府递交了申请，要求相关部门公布处理手足口病暴发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细节，另外，他还向安徽省环保局递交了一份要求知晓当地环境信息的申请。但至今未见回音。他表示，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条款，相关部门必须在15个工作日之后给他答复。（5月6日《中国青年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仅没有 “遇冷”，而是被公众运用得炉火纯青，专家学者们此前的担忧：“公众也许参与热情不高”，涣然冰释。

    从形式层面来看，这些自是标明公众法治意识觉醒、自觉地促使条例生效的好事。然而，就负面的内容而言，也使人感到不安。很显然，如果所谓条例生效，仅指公众一方积极响应，而政府部门作为执行主体却无动于衷的话，必然会发生的一幕是，公众将依据“政府颁布的条例”控诉“政府违反条例的行为”，即“民告官”战线。

    针对此类现象，参与条例起草的法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认为，是因“部分政府部门对信息公开准备不及格”。这是一句不言自明的实话，也是一句值得追问、反思的“两面话”。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去年4月国务院颁布，到今年5月1日开始正式执行，政府部门有近13个月的准备时间。那么，莫先生所言，部分政府部门之所以对信息公开准备“不及格”，主要是因为“信息公开工作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归纳为客观原因，未免说服力不足。而被他只言片语带过——“不易受到政府机关和行政首长给予持续性的、足够的关注”，恐怕才是“不及格”的深层原因。

    某些政府部门主观不作为，才是条例执行的最大障碍。湖南的全国首例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行政诉讼案、上海律师严义明向安徽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无果，无疑印证了这个论断。尤其是在前者中，工作人员居然对市民要求信息公开感到“吃惊”，其“不知魏晋”的姿态，更令公众吃惊。后者则有几分“依法怠工”的嫌疑。更可怕的是，条例初行伊始，两起事件中的相关部门，都似乎很擅长运用其中“国家机密等不可公开”等条款，“合理”关门，从而使得：原本以法规形式出现，以确保政府部门务必公开信息的条例反倒成为了一道“铁栅栏”，令公众和政府信息隔得更远。

    我们承认，从过去“公开是例外”，转化为现在的“不公开才是例外”，政府部门还有很多课要补。我们也相信，政府部门信息公开是个复杂的、不断完善的实践过程。但是，我们也必须知晓这个常识：条例从生效的那刻起，它便拥有了与《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同等的尊严、不可违背的执行效力。而今，信息公开不再是政府部门可选的职能，而是一项务必承担的法定义务。

    因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诚然显示了我国打造“阳光政府”的决心和勇气。但是，我们更有必要把这决心、勇气展现于条例的贯彻执行中去。毕竟，一纸法令与“阳光政府”不能等同。更重要的是，假如作为执行主体的政府部门，不能自觉遵守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不仅会违背建设法治社会的理念，致使条例成一纸空文，也会使“阳光政府”的愿景成为海市蜃楼。在此意义上而言，怎可让政府信息公开沦为“民告官”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