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谜团之一

　　药价虚高：药品回扣知多少？

　　案例：“齐二药”严重药害事件许多人还记忆犹新。最近进行的案件审理惊曝药价内幕：事件的主角——假药“亮菌甲素”，其出厂价每支仅5元，到医院患者手中价格却猛涨至46.1元，价格飙升8倍多。

　　显然，卖给患者的“亮菌甲素”价格奇高。那么这40余元的加价都到哪里去了呢？据有关调查，广州金蘅源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5元/支从“齐二药”批发这批假的“亮菌甲素”，然后该公司以每支34元的高价卖给了广东医药保健公司，利润高达580% ；而广东医药保健公司以每支36元卖给了中山三院，中山三院卖给患者时又涨了10.1元。

　　由此可见，药品的出厂价并不高，加价都被中间环节瓜分了。据有关知情人讲，医药公司之所以大幅抬高价格，是为了将其中的利润返还购药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回扣，以实现利益均沾。换言之，药价虚高，很大程度“虚”在回扣上。

　　一般一个药品要通过总经销、地区分销、医药代表、医院药房这样几个环节才能到患者手上。我国目前有近5000家药企、7000多家医药分销商，医药生产和经销的开放竞争程度远高于医疗服务领域。与此同时，药企生产的药品以仿制药居多，同质化现象严重，全国能够生产“亮菌甲素”的企业就不下百余家。同类药品多的是，当然是谁给的回扣高就进谁的。于是药企间的竞争就演变成“回扣战”。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指出，回扣是药商们在竞争压力下让出来的利益，可是这部分利益，没有落入患者的口袋，却进了某些医院和医生的腰包。而这笔回扣最终的买单人是使用药品的患者。

　　药品是一种高度依赖专业知识才能消费的商品。我国药品的80%是通过医院销售的，以药养医的体制决定了医生手中的处方权就是药品的生存权，更是回扣生存的土壤。

　　尽管连续几年大力整顿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但据全国纠风办统计，仅2007年，全国医务人员上交回扣、“红包”、开单提成依然达4亿元。有关专家认为，实际上回扣的金额可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药价谜团之二

　　杜绝回扣：招标采购管用吗？

　　案例：正在征求意见的《2008年广东省医疗机构药品阳光采购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所有入围药品品种对市辖区内医疗机构不得进行转配送，严格执行“两票制”， 即厂家向配送公司出具的发票和配送公司向医院出具的发票，意在压缩中间环节。这条规定引起医药界广泛关注。不仅因为规定本身会对企业带来不小的影响，还在于药品招标虽然提出好多年，但方案变化频繁，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药品招标采购至今已实施8年，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招标采购遏制医药购销中的回扣。然而它在实际运行中却走了样，被业界称为“阳光下的腐败”。

　　九州通集团副总经理牛正乾说，招标机构在确定中标企业时，考虑的因素为：价格占40%，质量占40%，服务占20%。除前一项是硬性指标外，后两项都是灵活指标，随意性较大。于是，即便在同一省或同一地区，招标中标价也可能因招标时间和评审专家的不同，对同厂家、 同品种、同规格的药品，招出不同的价格。

　　河南某药企营销经理告诉记者，普通规格、剂型的药品常常会有多家企业竞标，竞争异常激烈，价格会压得很低，即使企业中标也难获利。而新规格、新剂型的品种竞争对手少，中标可能性大，价格也相对高。为了中标，企业挖空心思给药品改剂型、换名称，力争创出独家品种或剂型。其结果是市场上的药品品种越来越多，价格反而被提高了，这就背离了招标的初衷。

　　此外，国家允许医疗机构按照15%的进销差价获利，药品中标价基数越高，顺加额也就越高。因此，医疗机构更愿意选择价格高的药品。而价格低的药品，由于顺加额小，也就难以进入医院。少了医院这条销售的主渠道，企业就不再生产廉价药。这是廉价药短缺的根本原因。

　　更有甚者，还出现了“二次招标”的怪现象。一位业内人士说，目前，各省每次投标的品种都超过5000种，一般中标品种有几千个。而一家三甲医院药房的日常药品也就1200种左右。因此药品中标并不意味着就能进医院销售，这就派生出 “二次招标”，即在招标完成后，中标企业再“公关”医疗机构以使自己的品种真正进入医院销售。“回扣”再度现身，不仅使公开的招标成了摆设，药价也难以下降。为此，业界一再呼吁，药品招标制度亟待完善，招标模式亟待创新。

    ●药价谜团之三

　　医药分开：药房托管是良方？

　　案例：南京自2006年起，在保持社区医院药房隶属关系、产权、人事关系不变的前提下，引进托管企业，将全部药品的采购、配送委托给药品流通企业，变医院药房进药为托管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采购药品。在此次医改方案的酝酿中，“医药分开”也一直是强调的重点。　　

　　不少人认为“医药分开”是改变以药养医、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虚高的对策。

　　从南京市药房托管试点效果看，确实起到了规范药品流通市场，遏制商业贿赂行为的作用。首先托管切断了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的利益链。原来一家医院至少有20多家医药经营企业供货，几十位医药代表促销。托管后，通过公开筛选只确定一家医药经营企业。这就杜绝了医药代表到处活动的现象。其次，形成了医院和医药经营企业间的监督制约机制。药房托管后，医院由原来的药品“采购员”变为药品采购的“监督员”，形成了医院与医药经营企业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据南京栖霞区、雨花台区医疗机构对十种常用药品药价的统计，分别比托管前下降14%和17.2%。

　　不过，也有专家对此方式不看好。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明德表示：“目前的药房托管是一条‘死胡同’。”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医院和药房的经济联系，托管费的存在相当于企业把过去给医生的钱给了医院。“医院的利益是最大化了，但如何保证就一定能让利于患者呢？让利的幅度又有几何呢？”于明德强调，医药分开的着眼点不在于把药房搬出去还是放在医院，关键是切断经济联系，即医院、医生和药品的消费之间不能有经济联系。

　　●药价谜团之四

　　药品降价死：价格管制为何失灵？ 　　

　　案例：去年5月，发改委对260种西药进行限价，并宣布经过24次调价限价、1500种国家定价药品价格已全部调整到位。其中，900余种药品不同程度地降低了价格，约占70%；70多种廉价药品调高了价格，约占5%；300余种药品维持原价，约占25%。此后，发改委将不再进行大规模降价，而采取每两年微调一次的办法加强对药价的指导。不过，政府调价限价并未赢得太多叫好声。

　　面对发改委的多次药品限价措施，许多人反映药价负担并没有降低，一些降价药还买不到了。“药价频频降，百姓没感觉”，究其根本，政府规定医院可加价15%卖药是关键。近几年在医院的总收入中，药费收入超过60%，卖药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收益率的管制诱导医院进销高价药，药品一降价，医院就选择价格相对高的品种，医院不卖降价药，企业就不生产，致使药品“降价死”。

　　与此同时，进口药和合资药却都享受单独定价，不受发改委药品降价令的影响。例如，国产注射用头孢曲松钠(1克/支)售价为10多元，进口的却卖到90多元。医院若销售前者，大致每只可加价1.5元，若销售后者，则每只可至少加价13.5元。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降价，国内药企会因利润空间太小而无力与跨国药企竞争，其结果，百姓只能选择合资药，药价会更高。

　　可见，不论是限制零售价，还是规定医院的进销差价，价格管制不仅没有减轻百姓的药价负担，也没有从机制上理顺药价构成。百姓企盼，新的医改方案能够真正从机制上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把药费负担切实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