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怀疑这份调查的可信性。地震发生后，以政府各部门为主力军，包括红十字会等民间组织在内的公共机构，迅速地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为拯救生命而不惜任何代价，得到了公众的一致好评，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份调查，体现了公众对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机构怀有着由衷的信任。

    时至今日，虽仍有余震来袭，但百废待兴，灾后重建已是抗震救灾的新主题。于此，我们再次看到了类似抗灾中万众一心的景象，如公众持续关注灾区孤儿的领养工作、全国21个省市自觉承担对灾区各县的对口援建工作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而媒体接二连三曝光的“丑闻”，诱发着络绎不绝的指责与谩骂，“信任”一时间似乎成为了灾后社会稀缺的物品。

    先是红十字会卷入“天价帐篷”，举国为之震动。稍后“帐篷事件”越扯越大，勾连起 “成都警民冲突”，以及“奸商倒卖调查”等一系列后续事件。接着是川北县政法委书记的“最牛官腔”遭遇拍砖，引发公众对官僚积弊的声讨，至今口水不断。而刚刚曝光的绵竹县委书记“下跪挽留上访的遇难学生家长”，注定又会成为一起轰动事件，事实上，自震灾发生后，对灾区学校建筑质量的质疑，一直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还有，就是国家地震部门，虽然多次自我申诉“无辜”，但在这屡每申诉的背后，或许也对应着暗流涌动的“民愤民怨”。

    笔者以为，诸如此类的“丑闻”出现，未必全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们反而具备着建设性作用——启发我们去深入思考，在信息公开的背景下，如何合理地看待负面信息，并保持公共机构，尤其是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信任。

    有目共睹，今年以来政府对自然灾害等重大信息的发布，采取了更透明更公开的方式。而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也为本国政府厉行信息公开奠定了法律基石。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伴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某些负面信息也随之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了社会舆论的兴奋点。

    对此，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拿出比实现信息公开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毅力来，及时解决负面信息暴露出的问题，而不能返回不公开的老路。另一方面，它也对公民及公民社会的鉴别能力和承受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即我们必须保持理性的姿态去辨别信息的真伪，以积极监督者的身份去推动问题的合理解决，而不能沦为滥用话语权的造谣者，甚或是公民社会健康有序、和谐稳定的蓄意破坏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彼此互信、肝胆相照，并推动本国的政府信息公开之路在坎坷中前进，不断发展、完善，走向成熟，实现利国利民的双重目的。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呼吁，请别让“信任”成为灾后稀缺物品！希望政府等公共机构务必继续推行信息公开，并及时解决负面信息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希望公众在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理性负责的发言义务。须知，不管是之前共赴地震灾难，还是今日废墟之上携手重建家园，或是未来走向共创一个崭新时代，“信任”无疑都是我们最值得珍视的财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