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讨论需要，附录原文最后两个自然段如下：面对皇帝的威仪，这女子竟然从容诵词以答。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就这样窃杯女子凭借机敏和才华，把一场可能让自己和家人名誉扫地的危机不但顿时化解，而且还留下这样一段佳话和一首委婉自然充满民间趣味的词。（赵丽/辑）

　　笔者认为，原文观点是对原来封建皇权思想的复制，甚至是在原有歧路上的进一步扩张，不符合正义标准，更经不起现代法治眼光的审视。

　　盗窃行为之非与错，是连童子都能做出的正确判断，因此，成年人对此做出正确判断就更不在话下，古今中外概莫能例外。只有为了更高的价值不得已而盗窃，这时的盗窃才可能有所例外而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本案女子盗杯的理由（因人群拥挤等与夫郎走散。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实在算不上什么正当理由，甚至是十足的狡辩。仅因其在皇帝面前表现镇定，又诵词答辩并显得机敏、得体、富有才华，使龙颜大悦，结果皇帝不予治罪，反而以金杯赐之——这难道不是才华能够顶罪、特殊人物能够超越法律吗？这难道不是正义的迷失吗？

　　用现代法治眼光审视，女子盗杯案的处理至少有以下缺陷：一是缺乏程序正义。这个小案竟由皇帝亲自审理，皇帝显属越俎代庖。当然在古代，皇帝就是程序——这正说明了女子盗杯案的处理缺乏程序正义。二是缺乏实体正义。大宋律法关于盗窃罪的处罚标准有待查证，但笔者推断它决不会是如同本案的“偷啥奖啥，皇帝命卫士护归”。当然在古代，皇帝同时还是实体法律，他一言九鼎，可随意大赦天下、特赦任何一个人——这同时正说明了女子盗杯案的处理缺乏实体正义。三是损害法律权威，法律面前人分三六九等。本案中，相对来说，盗窃之是非判断并不重要——也就是说法律威严并不始终如一，只有龙颜的喜悦与否最重要，只有当事人的特殊与否最重要——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人分三六九等。